赵春华：重大疾病治疗的干细胞药物品种临床试验研究及其制药工艺标准化研发
赵春华，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特聘教授、国 家杰青获得者。
多组织器官病理损伤或功能障碍一直是人类健康面临的主要危害，传统治疗方法包括外科重建和药物治疗等效果有限。干细胞研究是未来解决之一难题最有希望手段，在未来国家科技战略转型、地方高新科技产业升级中起到关键性推动和示范作用。
课题以重大疾病为导向，建立创新干细胞药物技术开发和评估标准体系； 开展多个干细胞治疗药物品种临床前和安全性、有效性临床试验研究。课题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主持研发，联合了北京协和医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上海儿童医院、华西医院、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等国内多家医院和多家从事干细胞技术研发与产业化企业进行攻关。
本课题的主要研究目标是开展针对心肌梗死、重症肌无力等重大疾病的干细胞新药品种的临床试验，建立支撑临床应用产品开发的关键技术，通过建立骨髓、脂肪、经血等不同来源的成体干细胞快速筛选、分离培养、扩增、冻存复苏、体外诱导分化、细胞特征鉴定、细胞生物学效力评估等新药研制开发必须满足的体外操作关键工艺技术及质量标准，并在国家指定的临床研究基地开展干细胞治疗新药品种临床试验研究，最终建成干细胞药物、技术标准、临床应用等多平台集成的系统创新体系。
陆舜：肺癌个体化治疗进展
陆舜：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
近年来，基于肺癌发病机制的深入认识以及癌基因组学的研究成果，肺癌靶向治疗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非小细胞肺癌的治疗已经由“化疗”时代高速进入了以靶向治疗为主要手段的综合性“个体化治疗“时代。根据分子标志筛选特定的疾病人群，应用阻断此标志的化合物来抑制肿瘤生长已成为治疗肺癌的新思路。
目前已知的具有显著分子特征的标志有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突变、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突变和ROS1突变等。
黄民：药物基因组学在免疫抑制剂个体化用药中的应用
黄民，中山大学药学院院长、中山大学临床药理研究所所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传统的“千人一面”药物治疗模式下药物的有效率仅为25%-80%，且有5%-7%的住院患者发生过严重的药物不良反应(ADR)。临床上虽进行常规的治疗药物监测（TDM），但由于存在滞后性，部分患者可能在TDM之前就已出现不良反应，因此TDM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探索出造成药效学/药动学个体差异大的原因，在用药前制定适合该患者的个体化给药方案才是最有效的解决途径。
多年的研究发现20%～95%的药物反应和处置的个体差异是由遗传因素引起的，因此药物代谢酶、药物转运体、药物靶点的遗传多态性是个体化用药的研究热点。随着药物基因组学以及DNA分析检测技术的发展，使得基于遗传因素指导临床用药的药物越来越多，截至目前，美国FDA已经为超过130个药物的标签中增加了药物基因组学生物标志物信息，但种族间遗传因素的巨大差异不容忽视。
本实验室近十余年来与临床紧密合作，开展有关中国人群个体化用药生物标志物的研究，演讲者将着重介绍免疫抑制剂等个体化用药的最新研究结果。
欧阳冬生：遗传药代与个体化治疗
欧阳冬生，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南大学临床药理研究所副所长，国家药物临床试验I期临床研究室主任。
遗传药理学的发展，根据年龄和体重等确定药物剂量的时代将逐步被根据患者的遗传特点选择剂量所代替。也就是根据患者的药物代谢酶和药物作用靶点的基因型对所用药物代谢动力学参数和对药物的敏感性的影响来选择药物剂量。
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药物不良反应和毒性作用，同时也最大限度地提高药物治疗效应。以特定基因型患者为研究对象进行的临床试验结果是根据患者基因型选择药物剂量的依据。
但是，迄今这样的依据少之又少。目前只能根据具有遗传多态性的药物代谢酶在药物代谢中的贡献大小来调整剂量。
研究表明携带CYP2C9变异基因的患者在用华法林治疗期间出现出血的几率较高，在确定华法林的给药剂量时基因型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可待因在体内需通过CYP2D6经氧位去甲基代谢生成吗啡而产生镇痛作用，CYP2D6的PM个体在体内不能使其代谢生成吗啡，因此在这类患者中应用可待因不能产生镇痛作用。
姜红：个体化用药基因诊断行业趋势及其产品临床应用
姜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中国和德国双医学博士学位。
随着药物研发和对疾病认知的深入，尤其是随着各类组学的发展，以及新型检测技术的出现，个体化治疗日益成为临床研究的焦点。基于药物代谢酶的临床个体化用药不仅指导疾病的诊断、治疗方案的个体化决策、用药监测、甚至预后的个体化判断都起到关键作用。
CYP2C19基因检测主要针对临床使用的多种药物代谢（药物种类会随着研究的深入而增加），重点应用于氯吡格雷、质子泵抑制剂、抗真菌药物、抗抑郁和抗癫痫药物的剂量指导；ALDH2基因检测主要针对硝酸甘油和酒精代谢的指导，减少因用药无效导致的意外死亡，指导与酒精、乙醛相关肿瘤的预防；华法林敏感性基因检测主要指导医生对不同的患者决定合适、安全的剂量，降低出血并发症的风险；MTHFR基因型检测主要用于卒中及H型高血压的筛查，同时对生殖中心及妇幼系统的病因筛查和疾病预防也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胡苹：肌肉干细胞与肌肉损伤个体化治疗
胡苹，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获得学士学位，美国纽约州立大学Stony Brook分校－冷泉港实验室获得博士学位。
成体干细胞负责哺乳动物出生后组织和器官的再生。这些细胞通常处于静息状态，在损伤等外界条件刺激下进入增殖和分化状态，并最终再生出需要修复的组织。
成体干细胞是再生医学治疗中很重要的细胞来源，但是成体干细胞移植在临床应用中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干细胞在植入体内后很快进入静息状态，无法再生出所需要的组织。成体干细胞是如何在静息、增殖、分化状态之间相互转换，从而满足生物体组织再生的要求的，目前还所知甚少。
我们利用肌肉干细胞为模式系统，研究信号传导系统与转录调控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与成体干细胞命运决定的关系。最终能够促使更多的成体干细胞在临床移植后进入增殖、分化状态，实现组织器官的再生。
惠利健：细胞命运维持与转分化、癌化
惠利健，中科院上海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
以肝脏细胞为研究对象，利用细胞生物学、遗传学和基因组学手段，着力于细 胞命运维持与转分化、癌化等机理研究，以图揭示细胞命运转变的调控机理，从而阐明维持细胞稳定类型和功能的分子机制，并希望能为肝癌和终末期肝病治疗提供新的思路和策略。
主要从事三方面研究：1. 肝脏细胞癌化的早期分子
事件及肝癌细胞耐药性。正常细胞的癌化是一个阶段性的，逐步积累突变和恶
性化的过程。阐明肝脏细胞癌化的早期分子变化，对于揭示防止细胞发生病态
命运转变的调控机制，也对预防肝癌发生和手术后原位复发有重要价值（Nature
Cell Biology, 2012）。
此外，本实验室也开展对肝癌细胞的耐药性形成的分子机
制和模型研究。2. 诱导细胞转分化为肝脏细胞。我们首次成功将肝脏以外的体
细胞直接诱导转分化成在体内和体外都具有功能的肝脏细胞类似细胞, 也称为
iHep 细胞（Nature, 2011; Cell Stem Cell, 2014），在原则上提供了一个新方法获
得非供体依赖的肝脏细胞。
寻找合适的策略使得人类细胞也可被转分化为肝脏
细胞，除了在肝脏细胞移植的临床应用前景外，也将在制药工业有关的药物代
谢和药物毒理研究中、在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中对肝脏疾病机理研究和模型建
立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3. 细胞转分化的调控机制及其与癌化的共性研究。
苗俊英：血管内皮细胞自噬与动脉硬化
苗俊英，山东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从事血管内皮细胞凋亡研究工作。
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点（mTOR）在细胞自噬中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并与心血管疾病等重大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有密切关系，因此，调控mTOR的信号平衡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已发现多种mTOR抑制剂，但是，mTOR的化学激活剂很少，而且mTOR调控自噬的下游信号通路也亟待搞清。
我们鉴定了一种化学小分子（3BDO）能够抑制血管内皮细胞自噬。发现3BDO通过作用于FKBP1A(FK506-结合蛋白1A, 12 kDa)激活mTOR。并了解到3BDO通过激活mTOR促进TIA1（TIA1，细胞毒性相关的颗粒状RNA结合蛋白/T细胞内抗原1）磷酸化。然后，我们利用基因芯片等技术，发现3BDO能够显著降低来自TGF-beta2基因3’-UTR的长非编码RNA—FLJ11812，TIA1负责加工FL J11812。
我们进一步证明FL J11812通过与靶向ATG13的miRNA-4459结合调控ATG13的蛋白水平，因此调控自噬。总之，我们发现了一种新的mTOR激活剂，并发现长非编码RNA—FLJ11812在细胞自噬中的作用和作用机制。
氧化的低密度脂蛋白（oxLDL）通过抑制mTOR引发血管内皮细胞自噬和凋亡，继而促进动脉硬化。因此，我们推断3BDO通过抑制oxLDL对mTOR的影响保护血管内皮细胞功能，因而抑制动脉粥样硬化。
我们利用ApoE-/-小鼠动脉硬化模型证明了我们推断。另外，在巨噬细胞（RAW246.7）和血管平滑肌细胞中，3BDO不影响oxLDL引起的mTOR活性变化和自噬的发生。在体外培养的人血管内皮细胞和ApoE-/-小鼠动脉内皮中，3BDO不仅抑制oxLDL诱导的自噬，还能抑制其诱导的凋亡，从而控制动脉粥样硬化发展。
李苏：化疗药物监测与抗肿瘤药物个体化治疗
李苏，广州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药物临床试验中心副主任兼I药理室主任。并任广东药学会理事，中国药学会成员等职位。主要研究方向：抗癌药物的I期临床试验和抗癌药物的TDM。
化学治疗是肿瘤三大治疗手段之一，化学类抗癌药物由于其治疗窗窄、个体差异大、毒性大临床给药要求需用对药物、用对时间、用对剂量。治疗药物监测或目标浓度干预的治疗策是通过测定体液中的药物浓度，根据患者的药代动力学-生理学模型（PK-PD）或群体药代动力学数据调整后续的给药剂量，此方式已经应用于5-FU、紫杉醇、MTX、泰素帝等临床治疗。但TCI在肿瘤个体化应用仍存在一定的阻碍包括：
缺乏浓度(AUC)与临床疗效的关系的数据
未建立最大耐受剂量（MTD）与浓度的关系
联合给药影响疗效和毒性的评估
检测方法的局限性
最佳时间点的选择
取样点和检测时间的不一致
测定大剂量氨甲喋呤给药后MTX浓度不仅可以调整解毒剂的剂量，也能通过计算AUC调整后续MTX剂量，从而减少复发的风险。5-FU不仅可通过测定其代谢酶DPD酶基因多态性进行初始剂量的制定，也能通过测定血药浓度调整后续给药剂量，从而减少毒副反应，增加患者依从性；同时通过测定其靶酶TS酶的SNP筛选适合5-FU的患者。紫杉醇通过测定给药后30h的血药浓度，通过高于0.05μM的时间调整给药剂量，从而降低骨髓毒性而不改变疗效。
刘宝瑞：液体活检与肿瘤实时个体化药物治疗
刘宝瑞：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担任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肿瘤中心主任、南京大学临床肿瘤研究所所长，是南京大学、南京医科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
刘宝瑞教授先后荣获 “中国医师奖”、“全国医药卫生系统先进个人”、“江苏省有突出贡献专家”、江苏省优秀重点人才”、“南京市科技功臣”等称号，享受国务院特贴。现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评审专家，国家科技奖及教育部科技奖评审专家，中华医学会肿瘤专科分会胃肠学组委员，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肿瘤靶向治疗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江苏省中西医结合肿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江苏省医学会肿瘤化疗与生物治疗分会副主任委员，江苏省抗癌协会肿瘤标志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江苏省抗癌协会化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学会工作。为16种中文医学统计源杂志编委或特约编委，为10种外文医学杂志特约审稿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