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科技：下一轮新军事变革？

佚名

信息时代的来临带给人们很多便利的同时，也让人们见识了信息化条件下的现代战争。信息化战争造成的冲击，带动了各国关于军事变革研究的热潮。但是，各国研究者对军事变革的认识基础与研究视角，却迥然不同。此前，本刊曾在“世界新军事革命”栏目下推出过许多关于军事变革的理论探讨。从本期开始，在同一栏目下，我们就生物科技将要带来的新一轮军事变革进行连续研讨。本文作者的研究视角与深度，已引起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的密切关注，我们撷取的仅仅是浩瀚学术海洋的一朵浪花，唯望一滴水能折射太阳的光辉。

军事变革的历史演进

虽然各国关于军事变革的讨论有很多，但是人们对军事变革的认识却并不统一。俄罗斯人斯里普琴科提出过6代战争理念；美国人安德鲁克雷宾奈维奇的理论则认为：过去700年间发生过10次军事变革。如果仔细去分析他们关于每次军事变革划分的内容实质，基本上都是以武器毁伤力量的发展为标志的，似乎可以简化成“武器进步＝军事变革”。这样认识军事历史的演进，无疑夸大了武器系统的作用，是比较偏颇和单一的，这是当人们对战争规律认识不充分的情况下，片面追求毁伤能力的观念反映。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迈克尔奥汉隆认为：历史上曾出现过至少3种不同类型的军事变革。一是，某项主导技术的发明（如弓矢、火药和核武器）；二是，国家为保障安全，而组织利用资源的方式发生根本变化（如拿破仑时代的兵役制）；三是，军事技术组合方式发生变化（如二战期间的“闪击战”理论和舰载空中力量的发展等）。这一理论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进步，我们看到，军事变革是指在科技进步和时代变革基础上，出现在军事领域的全局性、根本性、质变性的系统更新。从实质上至少包括了军事技术、组织形式和军事战略三方面的融合发展。例如大家一致公认的火器军事变革就包涵了军械革新、作战阵形的变化（从线式到纵队再到散兵线战术），以及全球军事战略、闪击战术等。这样才称之为完整的军事变革。20世纪发生的3类重大事件，使我们深化了对战争的认识：一是，两次世界大战和其后长达45年的“冷战”，其间核武器的发展将毁伤力量推向极致；二是，全球化的到来，冲击和改变了地缘政治格局；三是，信息技术及传媒，改观了全世界人与人之间的认知时空关系。这些事件的客观作用就是：自文艺复兴以来，我们再次兴起了“以人为本”的思潮，把对人的尊重提到战争的组织、实施与评价层面。以信息技术为主的军事科技革命，使得人类更多地考虑追求效果而不是毁伤的战争与战法。当前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信息化军事变革，就是在精细制导武器、非对称作战、“斩首”“点穴”打击、震慑战、一体化战争及基于效果作战等，“军事技术—作战方式—战争理论”三位一体的创新重建基础上进行的。值得注意的是，信息科技和人工智能起到战争行为“倍增器”的作用，但它并不是制胜于敌的直接作用者。正如奥汉隆指出的，信息技术进步的步伐无论多么快，它们仍然是军事行动的中间环节，它们本身不能消灭敌人。不能盲目高估信息化在战争发展历史中的决定性作用。我们必须明确两点认识：一是，信息及人工智能技术，作为军事辅助手段必将在战争中长期存在、发展壮大；二是，现行武器系统从基本原理上说，其信息化改造是阶段性的、局限性的和制约性的，终将为更先进的理念与技术取而代之，而对其度与节点的判断具有前瞻性战略意义。信息技术的发展，只能附着在物理能量的技术革命带来的竞毁观念和相应属性的武器系统上，因而不可能超越人类已延续了上千年的火器致伤的范畴，去带来新的战争效果。信息化促成智能发展的全知性和准确性乃至微观性，需要更便于控制和小（微）型化的打击方式，火炮和炸弹显然达不到这一要求，因而信息化并不能够单独推动包括打击方式在内的深刻变革，而是将继续催生出新的技术体系，即军事生物科技的登场。

生物科技的军事优势

谈及“生物科技”，很多人马上便联想到上世纪臭名昭著的大规模杀伤性传统生物武器，然而这种观点是落伍的。进入21世纪，生物科技突飞猛进，生命本质的探索成就斐然，生命科学的范畴不断拓展。一方面，生物科技的发展与生物产业的兴起，已经对国民经济、国家发展战略、国家创新体系和国家生物安全，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生物科学、神经（脑）科学，从微观领域深刻揭示着生命现象、规律和特征，对人及人类的认识与操控迅速深化拓展。这种探索必然渗透到军事行为这一社会现象当中。生物科技及生命科学将能够催生新的军事哲学，能够结合并优化现行军事体系，能够创造全新的生命微观战场。它们对军事战略和安全策略产生多方面的影响，也将对武器系统、战术战法、军队编成带来巨大的变革力量。历史上，也曾有许多学者试图以生物学、心理学成果对个人侵略性的研究成果来解释冲突和战争，例如，攻击本能论、种族论、挫折—攻击论等等，但那都是初级生物科学的产物。它们或者是没能把生物学基本原理融合到多重的战争理论与实战当中去，出现唯生物论或片面生物论倾向；或者是没有揭示军事变革的丰富性与矛盾性，忽视了其技术手段与战略统筹的各自独立存在以及互动辩证关系；或者是将某些生物危害性当作战争的可能手段，而根本没有考虑现代生物科技对社会的广泛深刻影响，乃至给战争带来的某些“趋慈”倾向。科技发展带来战争破坏能力大幅提升，人类生存权力受到挑战，生物种群繁衍受到威胁，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构成极大破坏，伤敌与自伤、毁敌与自毁，成为摆在战争双方、乃至参战与非参战各方的严峻课题。从某种意义上说，那种大规模的、绝对战争的结果不是由军队决定的，而是由生物性的延续或生态安全所决定的。

现代生物科技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已经使得武器装备、军队指挥、作战方法、军事后勤等发生了质的变化，如生物计算机、传感器搭建的新一代作战指挥系统，现代生物技术生产的特殊性能的军用材料系统，生物科技攻防武器系统，生物能源系统以及生物净水、食品、军服保障系统等，这种技术上的发展必将随着现代生物科技的进一步发展，而有新的更大的突破。

但是生物科技时代给战争带来的最大变化，还是在现代生物科技融入军事打击力量以后。它至少有5个方面的变化：一是，新的致伤方式的涌现。从冷兵器战争到热兵器战争，均是以人体为致伤目标，生物科技战争将实现由宏观到微观杀伤转变，直到以基因或蛋白质等损伤作为攻击目标。尽管在其他致伤方式中也会引起超微结构的改变，如战伤、疾病也有基因方面的变化，核武器等可致“三致”（致癌、致畸、致突变），即有分子基因致伤基础或直接伤害基因，但是其因果关系、作用机理和致伤针对性是完全不同的。二是，新的攻防手段的形成。在攻击轨迹、制导、毁伤等环节出现全新模式。三是，打击效能的改变，可控度增强，不可逆与可逆的同时出现，既可以是大范围杀伤，也可以是小范围杀伤。四是，技术合成更为复杂多样。生物技术与信息技术、空间技术、材料与工程等技术等一道，构成新的技术群组。特别是纳米科技和定向能技术等，均有望在新的认知或毁伤中发挥作用。五是，对战争本质和作战状态的认识与把握更为全面、细致、精准，减少或然性和盲目性。简而言之，生物科技战争与以往的战争相比较最不同的，是致伤特点将具有超微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