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开始调查动物试验被用于人体
尽管伴随手术而来的伦理争议、对医生道德的质疑从未停息， 一场规范中国先锋实验中各种问题的行动已悄然开始。
1月22、23日，江苏奇冷。赣榆县的村庄里，蒋长亮一直躺在床上。“天气太冷了，而且没有人能扶我上轮椅。”在电脑摄像头里，他无奈地解释，“我只能等家里人干活回来，才能见到你。”
31岁的蒋长亮在2001年出了车祸，胸椎脊髓受到损伤，下身便瘫痪了。在医学界中，脊髓损伤(简称SCI，spinal cord injury)导致的瘫痪一直被视为“不死之癌”，蒋长亮大小便不能自理，终日接着导尿管，还得经常忍受膀胱结石和发炎的煎熬。
他曾把希望寄托在一种叫做“嗅鞘细胞移植”的手术上。该手术的原理是把流产胎儿的嗅鞘细胞植入到伤口，这种细胞能促进损坏神经的修复和再生，从而部分恢复瘫痪病人的运动功能，公众俗称“流产胎儿干细胞治疗”。
“但是，一点用都没有。”蒋长亮浮肿的嘴巴勉力地吐着字。从接受手术至今5年转瞬即过，当初“恢复七八成功能的”的承诺已成幻影，遗下的是更深的绝望。
作为不幸者，蒋长亮把绝望与懊恼向别人发泄，而黄红云——当年为他做嗅鞘细胞移植手术的医生，以及黄曾经的美国老师、世界著名的SCI专家杨咏威，被他形容为“骗子”。
但杨咏威坦言自己不推荐病人去做这种手术。他正花精力考察中国内地类似嗅鞘细胞移植手术——实质是临床试验——的各种做法，并试图说服医疗界发展他倡导的脐带血干细胞临床试验。1月下旬，不懂普通话的他带着翻译从福州赶到北京，然后是宁波、重庆、昆明、广州。
杨的朋友、工作伙伴，香港解剖学系教授苏国辉，不断用“治疗(therapy)”而不是“治愈(cure)”来解释他们的工作只是临床试验。不过对于终日绝望的SCI瘫痪病人们来说，医生提出的每一种新疗法，都像上帝抛出的又一根橄榄枝。当蒋长亮获悉杨咏威要在中国免费接收中国志愿病人的时候，他那双黯淡的眼睛顿时放出了光彩，一切怨恨烟消云散。
香港麦里浩康复中心。杨咏威和苏国辉面对20多个瘫痪病人，仔细地描述他们即将接受的临床试验原理。“所有人都很积极……我们给他们吃锂，还要进行对照试验。”杨咏威解释，其中一些人吃了对人体无害的假药，是为了分清楚临床试验的效果到底是心理作用还是真实存在。
这是国际药物临床试验通行的方法之一。杨咏威、美国罗格斯大学神经科学中心主席、《时代》杂志评选的美国最优秀十八位科学家之一，几乎终生为治疗脊髓损伤瘫痪奔波。他曾试着将大量甲基类固醇注入动物受伤的脊椎，惊奇地发现其脊髓神经功能有所恢复。“第一次实验，我注射了一定剂量，那只猫后来竟可以起来行走了……。后来我反复做了很多次，最终只有那个剂量有效，就像中奖一样！”
似乎随便得来的试验结果，杨用了10年才转为学术成果。他对498名脊椎受损病人进行对比实验，发现伤者如能在八小时内被注入高剂量的甲基类固醇，就可以保存二成的神经功能——摆脱呼吸器，或者轮椅。1990年，杨咏威把成熟的研究数据发表在医学杂志上，结果一鸣惊人。他的成果成为目前西方对早期脊椎受伤的标准疗法。
但是，杨的最终目标是让别人看不出瘫痪病人曾受过脊髓损伤。“最坚强的人也会对瘫痪感到绝望。”他记得，桑兰在友好运动会受伤后曾经找过他。1998年，在纽约，对外以笑面与坚强示人的桑兰，在唐人街与他坐在一块时，突然间泪如雨下。“她问我，怎么办。”
为了寻找治疗SCI瘫痪的方法，上世纪90年代，杨咏威和西方神经学家们在动物身上试验了多种疗法，其中就有胚胎嗅鞘细胞移植。多次试验后，杨咏威惊喜地发现，嗅鞘细胞令瘫痪鼠脊髓再生。
这个试验一直未在杨咏威的实验室里转化为对人的临床试验。他想这样做，可首先遇到了伦理上的难题——细胞需在流产胎儿上提取。而由于历史和宗教的原因，西方国家直到上世纪60年代末才有条件地允许堕胎；即使是允许堕胎的欧美国家，也不允许提取引产儿的细胞体。
人类胚胎的保护者们在罗格斯大学所在的新泽西州发出强烈的抗议，杨咏威和他的好友、11年前因堕马导致全身瘫痪的《超人》主演克里斯托弗·里夫则开始了在华盛顿的宣传，寻求政府对试验室的财政支持。里夫刚瘫痪时，杨咏威曾乐观地向里夫表示7年内一定会出现新一代的疗法，但直到两年前里夫离世，杨还没有真正地把胚胎嗅鞘细胞移植等治疗试验转移到临床上。“9·11”后美国政府把预算转向反恐，杨的实验室失去了资金来源，而美国政府对临床试验的谨慎审批，对杨咏威来说实在是漫长而繁冗。
“去中国吧。那里才有条件开展一些(我们做不了的)临床试验。”这是1998年，杨咏威给桑兰留下的答案。他确实说对了。
一个率先在中国开展的手术
2001年的冬天，杨咏威收到了黄红云的邮件。后者于1999-2001年间师从杨咏威，协助从事给瘫痪试验鼠植入胚胎嗅鞘细胞的工作，并目睹了瘫痪鼠迅速恢复行动能力。回到中国后，黄红云立刻把移植手术用在了病人身上。
杨咏威非常吃惊地获知，他曾经只奢求每年做几例的胚胎嗅鞘细胞移植试验，黄红云却在短短几个月内做了13个病例。这是他从未想象过的速度。
江苏病人蒋长亮，便是早期的试验病人之一。2001年，包括他在内的很多瘫痪病人，在看了新闻联播的一条内容后，对黄红云充满了期待。
“当时，黄医生在电视上展示他的治疗成果，画面显示一个病人，说是做完他的嗅鞘细胞移植手术，生活可以自理，能端起水杯，腿也能动了。”这样的电视内容自然让蒋长亮激动不已：“之后《健康之路》也播出了，我瞪大眼睛仔细地看，心里惊叹这下有希望了。”
蒋长亮立即托人把自己的CT片与核磁共振片送到当时黄红云所在的北京海军总医院，征询黄红云的意见。人们看到的景象是：即使是午饭时间，黄红云也不得不端着饭盒，应付排成长队的求助者。
黄红云回复蒋长亮说，可以治疗，而且术后身体功能可以恢复到以前的七八成。蒋长亮的妻子将信将疑，但治疗的希望很快就压过了疑虑，蒋家筹备起黄红云要求的手术费。“住一个月医院，总共支出约六万左右。”蒋长亮回忆说，当时医院告诉他的排期要到2009年，于是他们赶忙花钱托关系争取尽快住院。
不过，更难更复杂的问题还在后面，动手术必须找到引产的胎儿，五到七个月左右，“取那鼻腔的细胞(即嗅鞘细胞)”。蒋的父母于是到郊县四处寻找，但折腾很久也没找到。临近春节，医院打电话到蒋家，“他们告诉我他们有细胞提供，但需要4000块钱，叫我们马上到北京。”蒋长亮和家人星夜赶到北京，把4000元给了一位“连白条都没打”的医护人员，然后被告知，他需要的胚胎供体已联系到。
渴望站起来的蒋长亮顾不上考虑手术的风险，事实上在当时，对自己即将进行的这一手术的原理，他几乎一无所知。但作为施术者，黄红云显然明白这个试验意味着什么。之后的5年里，这一细胞移植手术使他深陷舆论漩涡和学术争议。
英国神经学家Geoffrey Raisman曾在黄红云供职的北京西山医院参观，探访西山医院神经疾病中心就医的脊髓损伤患者。“黄红云实验的最基本问题是它缺乏适当的对照和任何的数据独立分析。他需要在治疗进行前和后很长一段时间中进行实验，并且有一种独立的评估模式。”
2006年3月，《神经康复与神经修复》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的细胞移植：对最大的人类慢性脊髓损伤临床试验的观察研究》的评述文章，三位作者——布鲁斯·道博肯、阿尔米·柯特、詹姆士·盖茨特，在独立观察研究7例接受黄红云手术的慢性脊髓损伤患者后，对黄红云的医学成果进行否定。他们提出，临床上最严重的不足是手术并发症以及缺乏有效的改善；观察的手术既不符合安全临床试验的国际标准，亦不符合有效临床试验的国际标准，因此，“基于缺乏有效科学临床试验的手段和标准，临床医生应建议患者不去做这种手术治疗。”
此事引起了黄红云极大的愤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每次都会花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来解释此事。他指责说，发表论文的三个外国同行先是剽窃他的学术成果，随后“在原始资料和数据的收集上，有意造假”，因为在那7例患者中，他仅能核对出2例接受治疗的患者与道博肯等有过接触。
一个医生关于伦理争议的态度
尽管黄红云非常满意自己能在国际上率先开展嗅鞘细胞移植术，并把它提升到国家科技乃至政治的高度，但是，这位先锋医生不得不同时面对医学界和西方国家因使用流产胎儿细胞带来的伦理疑问，尽管就像他所强调的，在中国“这一切都是合法的，符合医学伦理的”。
黄红云解释，他所使用的胚胎，为流产母亲无偿捐献。对其用途，该母亲也是知情的，而且会跟流产胎儿的母亲签订“捐献书”。
“她必须签署这个，可以提供这个胚胎，可以用于任何用途的使用。”黄红云说，“在某种意义上，这还成就了别人，不然也是烧了废了。”
黄红云曾去意大利参加一个国际神经干细胞伦理研讨会，在私下讨论时，黄红云就此发表他的观点：如果堕胎合法，便一定会有堕胎物产生，既然都是烧掉扔掉，当我们知道它能对其他病人有所帮助的时候，是继续把他烧掉呢，还是继续用他？
“我问过很多人这个问题，99%的人都说应该继续利用，”黄红云说，“道理很简单，因为前提已经产生了。”
“嗅鞘细胞既不是我的开始，也不是我的最后，至少我认为，从临床上看，目前它是最好的。”
“对那些患了‘不治之症’，已经‘病入膏肓’的患者，医生本着救死扶伤的精神，不是消极地对待疾病，而是千方百计与疾病抗争，只要这种疗法有一定的科学依据，同时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作为特殊情况下的非常措施，并且是对患者负责和有利于医学发展的做法，不能认为是对患者的强迫和欺骗；同时让所有志愿者或其父母(未成年人)了解这一临床试验性治疗的特性和可能结果，我们这样做是合乎道德的，反之，排斥和放弃对患者有效的治疗，则是完全违背医学伦理的。”对其手术涉及的医学伦理学争议进行辩驳时，黄红云措辞相当严谨。
但不管怎样，在需要慎重对待的医学问题上，当病人不顾一切时，医生的道德也就成了关键。
从希望，到彻底绝望
蒋长亮的病房里住了五个病友。手术前，每个病人都被医生拍了录像。而在手术前，蒋长亮始终不知道手术怎么进行，“一些医疗团队里的医生都说不清楚原理。”
直到手术前一刻，蒋长亮才有机会与黄红云在手术室门口谈话。黄红云告诉他，手术是把伤口打开，检查脊椎里面的情况，把坏死的组织清理掉，然后把细胞移植进去。当时，前一位手术者还没从麻醉里醒来，为了赶时间做手术，医护人员不停地拍打病人，试图把人弄醒，蒋长亮从小窗里看着，心里一阵冷意。
手术以后，病人们被要求再拍录像。与蒋长亮邻床的一位来自台湾的美籍华人老者为此生气。他是颈椎脊髓不完全损伤，做过减压手术，胳膊腿脚还能稍微动一下，被两个人架着还能吃力地走几步。“他做完手术，黄的医生们来给他拍录像，同样让两个人架着他走，然后拿去做宣传，说手术见效了，病人能动了，把那台湾人气坏了。他说，自己以前没这样走过都不会相信，因为仅仅几天，脊髓里断掉、损伤的神经纤维就能迅速生长到连接上的地步么？”蒋长亮回忆。
蒋长亮记忆所及的还有一个病友，手术前后手都是缩起来的，医生在手术后把他的手指扒开，塞一个水杯进去。“他手术前从来没有这样被扒过手指头，但医生当时就拍录像了，说手术有成效，病人能拿水杯喝水了。”而每当有病人提出“手术没效”的疑问时，黄红云总是显得很不高兴。
与同房的几个病友一样，蒋长亮手术后的身体功能也没有改善。“张峰(黄红云团队的一位医生)说，起码要半年到一年的恢复期才见效果。”花了6万多元做手术、至今负债十多万元的蒋长亮回到了老家，但始终没有等来哪怕手指动一下的惊喜。“几年来与同房病友交流，发现大家的情况其实都一样。我彻底绝望了——不单单是对身体恢复的绝望。”在电脑摄像头的另一端，蒋长亮这样诉说道。
对相当多与手术有关的问题，黄红云则选择了回避。
不过，瘫痪病人的主观感受与医生们从医理角度进行的分析显然仍有差距。尽管不赞成黄红云实施这项移植手术——“如果你要我给建议，我会给病人说，不要去中国做这个手术，因为没有证据证明它是有效的。”2001年，杨咏威建立了一个SCI网站，这样回答病人的各种问题——他还是直率地告诉记者，黄红云的工作是好的，因为他还没接收过很多该手术对病人身体造成严重损害的报告。
“从安全性来说，这是个好的记录。”杨咏威说。
这种看法与中国一些支持开展医学前沿研究的医院、医科大学的负责人态度有些相似：“只要医生没有搞出事(严重的医疗安全事故)，就让他做。”
事实上，尽管人们对黄红云的质疑和争论从未停息过，听完杨咏威意见的许多瘫痪病人还是纷纷到了中国，寻找哪怕是一线的希望。
1月23日，记者走在北京西山医院的外国患者病区。这里有病房14间，住着来自世界各地近70个国家与地区的病人。“平均每个月会约到40人左右做这个手术，受客观条件的限制，病床上只能接收10几个，现在已经排队排到2008年5月份了，”吴翠，黄红云的助理说。对于外国人，黄红云的收费是每位两万美元起，几年来都没有大的变化。
就杨咏威目前掌握的数据，2001年至今，黄红云已经做了700多例移植，平均每年100多例，每三天多就一个手术。
杨咏威的新理想
度日如年的蒋长亮并不想了解黄红云的论文有多尖端，但他并非没有病理学知识的进步。他现在关心每一个“治疗”和“治愈”的消息，如同当年黄红云在电视上展示的一样，让他重新鼓起认真活下去的勇气。
不过，与几年前相比，致力于让他变得聪明的消息也开始增多。除了一如既往的各种治疗宣传，或者医学成果介绍，在中国CSI患者的网络论坛上，病人们讨论起参加临床试验的规范，譬如，事先必须与医生共同讨论，是否需要付费用；一些过去没有被了解的文件，如《临床试验方案(protocol)》的组成、《世界医学大会赫尔辛基宣言·人体医学研究的伦理准则》等也被放到了网上。
还有很多与病人密切相关的规范需要掌握。“中国的医生们对手术很热衷，对康复、锻炼、护理等问题却往往粗枝大叶。”苏国辉对记者说。1月24日的早上，杨在北京中国康复中心开会，向中国的医生讲述国际化的脊髓损伤测定标准。杨和苏正在成立中国脊髓损伤临床试验网络，把中国大部分做各种SCI临床试验的医生们联系起来，试图把他们的实验放在国际认可的框架里进行，而做出700多例“杨咏威想做都做不了”手术的黄红云，事实上是临床试验网的成员。
而除黄红云外，早在2001年，就有包括修波、沈慧勇等多位海归派医生开始在全国几个大城市宣传各自的嗅鞘细胞移植术，以类似的表示手术有效的方式招募病人做手术，并在几年来发表了不少论文报告。此外，世界上很多在动物身上取得效果的医学试验，譬如嗅鞘上皮细胞、骨髓细胞及雪旺氏细胞移植，由中国的医院和医生进行着。
杨咏威的做法与中国先锋医生们大有不同。他的资金来自香港富人的慈善捐助，每增加一个志愿病人，他就要考虑增加预算 。“在上海开展试验，花费大概是4000美元一个人，”这个数字比美国(约一万美元)便宜，但杨还是向记者抱怨中国内地近年的通货膨胀。“既然是临床试验，每一个病人我们都不能收钱，相反对某些病人还需要付车马费。”杨的助手陈先生补充说。
杨咏威的很多想法在2004年已经获得了中国政府的支持，他到北京与卫生部副部长王杰夫会面，然后逐年推进其临床试验网计划。杨对临床试验充满了渴望，希望加快研究，但他又要求所有加入网络的医院按惯例建立伦理委员会，以规范在先锋实验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从这个试验网络的立场上说，做临床试验必须要国际标准化，从流产胎儿提取细胞做试验，我们已经不允许了。国内做了很多类似的试验，就因为他们没有履行国际公认的临床试验规矩。”杨咏威对记者说，他和苏国辉希望“找到代替胎儿的办法”，譬如锂试验，或用脐带血干细胞代替胎儿嗅鞘细胞——“世界上有这么多CSI病人，如果他们都跑到中国来找流产胎儿，供不应求，那就变成只有有钱人才能获得治疗。我不愿意这样，我宁愿每个人出生时保留自己的脐带血干细胞，然后所有人都有治疗的机会。”——“他一生都在干这个。”苏国辉打断了杨咏威的话，微笑着看了看他，看着他的脸色又黯淡了下去。
此时，蒋长亮正在积极研究杨咏威试验网的各种试验疗法项目，并向杨咏威发出了“Help”的信号。“我什么都无所谓了。”他笑着说，“钱没有，命有一条。只要有机会治疗，做小白鼠又如何呢？”
黄红云的工作团队为病人举行PARTY。从2001年至今黄红云已为700多位病人做了移植手术，平均每三天一例，接受手术后蒋长亮说，“一点用也没有”。
链接·中国脊髓损伤临床试验网络
“中国脊髓损伤临床试验网络”由杨咏威等人以及香港大学脊髓损伤基金发起，并邀请了台湾的台大、台北荣总、长庚三所医院参加。大部分曾宣传各自嗅鞘细胞移植术的中国医生现已成为该网络成员，在这一网络内，杨咏威等正在推动以国际规范与标准实施对中国脊髓损伤瘫痪患者的临床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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