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利”羊背后的学术剽窃与黑幕

生物谷

　　韩国科学家黄禹锡的造假丑闻还闹得沸沸扬扬，曾经被认为是克隆羊“多利”之父的英国科学家伊恩·威尔穆特又卷入了学术造假中，这两位都是克隆界的大人物，声名显赫，却接连栽倒在学术造假的泥潭。在克隆研究的激烈竞争中，威尔穆特和黄禹锡造假，除个人原因外，还与科研体制缺陷和舆论导向息息相关，发人深思。

　　很少有这样的故事:故事从取自一只母羊乳腺的一个细胞开始，接着，英国一个科学小组获得了来自全世界的美誉，然后，一个科学明星“陨落”，掌声变成了一场究竟谁应该得到荣誉的斗嘴。然而，关于“多利”羊的故事却恰恰如此。

　　成名　克隆羊第一人

　　“多利”1996年7月5日出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只体细胞克隆羊，它的创造者以乡村歌手多莉·帕顿的名字给它命名。“多利”的诞生把英国推到了克隆技术的前沿，也给伊恩·威尔穆特带来了名誉。威尔穆特是位于英国爱丁堡的罗斯林研究所所长，他带领的研究小组成功克隆了“多利”，1997年，威尔穆特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自然》杂志上刊登了关于克隆“多利”的学术论文。一夜之间，威尔穆特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科学奇才。

　　丑闻　剽窃遭指控

　　“多利”给英国科学界的鼓舞可谓无可估量，但这个故事背后的虚伪面纱终于被揭穿了，“多利”并非学术团队通力合作、实现荣誉共享的结晶。威尔穆特最近惹上了大麻烦，他正在就种族歧视、威胁亚洲裔同事、学术剽窃接受听证，从而导致了“多利”羊背后的剽窃黑幕浮出水面。上个星期，威尔穆特向爱丁堡一个特别法庭承认，他的作用或许没有人们说的那么大，当时，一名律师提问道，“我没有创造多利”，这句话是否正确？他回答说:“是的。”目前法庭正在听取生物分子学家、印度人辛格的证词。辛格指控威尔穆特企图剽窃他的研究，而且当他在罗斯林研究所工作时威尔穆特不断地威胁他。

　　调查　承认并非缔造者

　　威尔穆特的供词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谁克隆了“多利”？在听证会上，威尔穆特表示，虽然他没有参与研发，也没有做过实验，但他在核移植技术上指导了研究小组，并且协调整个项目。他还说，“多利”羊的成果66％应该归功于细胞循环生物学家坎贝尔教授。而他将自己作为论文的第一作者是因为此前他已经征得了坎贝尔的同意。

　　威尔穆特的言论引起了强烈的愤怒，一些不愿透露姓名的科学家认为，如果没有了坎贝尔教授，研究小组可能到现在还干不出像样的事情来。坎贝尔发现在克隆实验中，每个卵子和细胞必须小心翼翼地结合，这样胚胎才能有机会存活。

　　从已掌握的事实来看，正是由于威尔穆特占据了“多利”的研究成果，坎贝尔在1997年离开了罗斯林研究院，并将他的技术带到另一家以爱丁堡为基地的研究公司。

　　不过，争论并没有就此平息，“多利”研究小组的成员之一、技术师比利·里奇联同另一名名叫卡伦·迈科克的技术师掀起了另一回合的争论。里奇和迈科克在每一次克隆中都担当起控制卵子和细胞结合的任务，这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每天工作结束时，只有极少数的克隆胚胎能够成功被提取并移植到母羊体内，一名了解该研究项目的科学家说:“那天两人进行核移植，就是他们创造了那个胚胎后来培育出了‘多利’。”

　　里奇争辩说，他和迈科克的名字应该出现在1997年发表的研究论文的作者名单上，但实际相反，他们的名字只是小小地出现在论文最后参考目录中，作为答谢人而已。里奇认为，坎贝尔对“多利”研究项目的贡献至关重要，而他和迈科克亲自指导了实验室的工作。他们两人都没有得到应得的荣誉，根据里奇的观点，技术师在创造“多利”的过程中做了大部分的工作，但是他们没有得到任何的称赞。“他(威尔穆特)说他出了1/3的力，坎贝尔出了2/3的力，但我不这样认为，老实说，整个过程我都在其中。”里奇说。

　　这场争论暴露了一些圈内人已不感到意外的科学研究丑闻，现代科学不可避免地要求庞大的研究队伍，其中伴随的等级制度衍生出政治问题，正如一名科学家总结的:“这就是游戏的模式，你需要工作，就要面对职业上的等级制度，他们已经规定好了其他的东西。”

　　许多科学家认为，技术师只需要做他们被告知的东西，而荣誉——刊登上论文的重要名字，应该给那些其学术思想使研究获得成功的人。一名研究员说:“一些论文的作者根本没有亲手做过一件实际工作，所有的工作都是由那些在幕后工作的技术师完成的。”

　　一名科学家说:“有关谁应得到荣誉的问题通常情况下很难辨别，整个克隆过程牵涉到很多人，取决于你想要的名单有多长。”

　　批评　当头成了第一作者？

　　有分析人士认为，没有参与研究的过程，仅仅因为威尔穆特是实验室的领导人，就赋予他论文第一作者的荣誉，这比起韩国的黄禹锡的造假丑闻，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威尔穆特领导的爱丁堡大学研究小组获得了英国政府颁发的第二张克隆人类胚胎细胞的执照。目前，英国只颁发了两张执照。第一张执照由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研究小组获得，而这个研究小组最近也出现学术争论，小组的两名领军人物米奥德拉格·斯托伊科夫教授与艾利森·默多克教授意见不合，导致默多克出走西班牙。事件的导火索是默多克在一个记者会上公开指控斯托伊科夫剽窃他的研究成果。

　　由于威尔穆特卷入学术剽窃的丑闻中，德国最高科学奖———“保罗·埃尔利希—路德维希·达姆施泰特”奖，正在考虑没收在去年颁给他的7万英镑奖金。

从“多利羊之父”倒掉看权力奴役学术

祝俊初/中青在线

        看来，先行者、克隆羊“多利”缔造人伊恩·威尔默特，和后来者、克隆狗“斯纳皮”缔造人黄禹锡殊途同归——浮至名声顶天，沉到声名扫地。他会更惨，黄禹锡捏造干细胞研究，但“斯纳皮之父”还货真价实，而他的“多利羊之父”却是冒名顶替。

        在爱丁堡接受法庭听证时，威尔默特承认多利不是他培育的，他说他虽担任并非“微不足道”的指导工作，但使用的技术不是他开发的，该研究66％的成果要归功于提出构想的同事坎贝尔，整个试验的执行由另一名同事里奇完成，自己在研究报告上署名第一作者，是因为他和坎贝尔都同意这样做。（新华社伦敦3月8日电）

        我以为，虽同为欺世盗名、均属掠美钓誉，但从恶劣程度上看，威尔默特玩弄张冠李戴的把戏，远不及黄禹锡炮制子虚乌有的成果。不过，“多利”诞生标志着人类在无性繁殖哺乳动物技术上实现重大突破，在这领域的发展进程上立起一座令全球无不为之激动的里程碑，就此而言，“多利羊之父”的倒掉相较韩国“首佳科学家”的毁灭，丑闻的“可读性”并不逊色。

        黄禹锡那面镜子，令我们对净化学术环境有过多维观照，那么站到威尔默特这面镜子前呢？

        对威尔默特的不义做法，最大功臣坎贝尔同意了，让出本属自己的权利，默默沦为一名打工仔，不管有无更多不为人知的交易，起码是自觉尊从或不得不屈从他的“指导”权之果。凑巧，威尔默特现形之际，反省我国学术领域问题成两会热点，和触目惊心的学术腐败颇有意味。至少我看到，在领导读博一路绿灯、论文买卖泛滥成灾、造假做伪层出不穷、学霸横行理直气壮、腐败利益共同体竟然公行等背后，分明有权力开道如影相随。

        关于权力“强奸”学术，人大代表、中科院院士许志琴女士谈到如此典型：有的科研单位的领导对科技都不懂，却常常挂名当科技评审会主任，评审一次要收几千元钱，有的一年要收20多万元好处费。与此同时，不少科技工作者成为某些行政管理领导的打工仔，为了要项目，不得不走后门，拉关系。一些所谓中国领先、世界一流的科技成果，就是这样评审出的。

        科研单位领导当科技评审会主任，与威尔默特当研究报告第一作者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主管者手握的权力，有着逼人的威风威仪。区别在于，威尔默特毕竟是一名地道的生物学家、对多利降生也起了并非“微不足道”的作用，较之毫不懂行一手捞钱、一手载誉的官员，还不算太恶劣。

        相比之下，像威尔默特那样占有他人成果的现象，在学术机构行政化色彩浓厚、一言九鼎的行政官员“赢家通吃”的我国现行科技管理体制中，不仅存在，而且会成为无人敢撼、撼也难撼动的潜规则。

        现实中，领导在下属的论文、专著上署名，不过是小菜一碟。领导要想拿奖、评职称、做博导、主持项目……手揽各种学术利益实惠，头罩各式学术荣誉光环，也不存在多少麻烦，下属、公众有几人敢挡、谁又挡得住？

        事实上，大多数学术舞弊、腐败无人揭露，即使揭露也鲜有指名道姓而几乎“某”掉、“有些”化，即使个别指名道姓的揭露也多走向大事化小。

        在我们的学术界，威尔默特式弄虚作假顶多被视为学术不端，属于小问题——在我看来，如此生态正是我国学术领域的大问题。怎么办？个人自律终不可靠，治体制病必须拿体制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