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白质戏法：肽有前景
早年还是烧伤专业博士生的袁建成，因为一段分子链而改变了命运。
1995年，在重庆第三军医大学的实验室里，袁建成和导师反复研究能抵抗伤后感染的物质，因为人体长期使用抗生素会产生抗药性，寻找替代产品是他们研究的课题，多肽因此进入他们的视线。
多肽，简单来说是蛋白质的片段。通过化学提取合成，能应用在包括免疫调节、止血、治疗肿瘤等领域。那时国外的多肽合成技术已经成熟，但成本仍然居高不下，而中国并没有掌握此核心技术。袁建成隐约意识到，如果能用本地的技术将其产业化，多肽药物将具有广阔的商业前景。
想法冒出来后，恰逢一位做石油贸易的实业家曾少贵正在寻找投资项目。项目道出，两人一拍即合，一家专注于多肽领域的公司由此而生，那是1998年。
一晃十年过去。提起这段故事时，已是深圳市翰宇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翰宇”)总裁的袁建成颇有些感慨。虽然至今仍没有自主研制出多肽新药，但袁建成认为，磨砺十年，公司已经实现了部分药品的规模化生产，在行业内争取到了话语权。
“仿制”起步
“多肽药物在国内没办法做产业化，技术是瓶颈。”抱着取经的想法，1999年，袁建成去了美国考察，参观了最好的多肽研究室后，回来和董事长曾少贵说，“一定要搞研发，一定要成立自己的专业实验室”。
袁建成用了两个“一定”强调了自己的态度。
2000年，翰宇在深圳市高新技术区征地12000平方米，前后投资了2亿元筹建生物医药园，拟建成国内最大的肽类产品原料生产基地。对于当时的情况，袁建成回忆说，没有该领域专业人才，人要自己培养，技术要结合国外的文献来摸索，“就这样开始做，很难”。
目前，全世界大约有10~20家多肽原料药生产商，主要集中在欧洲，如比利时UCB公司、丹麦PPL公司、瑞士Bachem公司以及NPE新系统公司，而制剂则完全被大型制药公司垄断。目前，印度和中国尚无企业通过多肽药物DMF和COS认证。
据资料介绍，由于合成技术的复杂性，用于肽类原料药的制剂成本都非常昂贵，同时需要繁琐的高效液相纯化过程，最终导致价格高昂，有些产品甚至高达数千美元/克。据悉，像生物活性多肽产品进口一克要近两万美元。
但两年下来，翰宇还是有了挫折感。集中力量在开发新药，这家年轻的公司碰到了资金和技术的双重门槛。生存的压力让创始人开始思考公司发展的方向问题。
“1998年到2002年这四年时间，公司从5个人发展到40个人左右。我当时考虑的是我和曾总可以坚持下来，但这个团队不一定能坚持下来。如果还是围绕着抗菌肽(当时自主研发的新药)去布局，开发的周期、面临的风险，对我们都是极大的考验。”袁建成说，“开发一种新药，国外多则要花10亿美金，国内也要花几千万，上亿元。”这对于尚处发展初期的，纯粹依靠民营资本的翰宇而言，有些不切实际。
于是，为了“解决生存问题”，曾少贵和袁建成决定暂时停止新药的研发，转而选择了仿制药的领域。“在类型上，我们选择的是国外已经上市但国内没有的产品，而这些产品在国外已经过了专利保护期的。”不过，相比国内做化学仿制药的企业，翰宇选择的都是以多肽领域为主的仿制药。
沿着这个路子，翰宇搭建起来的研发团队逐步坚实，资金也良性滚动。2007年，翰宇已经有8个品种的多肽仿制药上市，销售额在8000万左右。
“三位一体”模式
国内做与多肽相关产品的企业，袁建成估计有700家。这些企业的生存模式，多是专注于一块，即做外包的定制服务、原料药生产及制剂的生产的其中一块，“但我们是‘三位一体’”。
之所以选择“三位一体”，袁建成认为三者是互相贯通同时起着补充的作用。例如定制服务对于“掌握最新的国内外多肽的药物研发技术，掌握研究的趋势”非常有价值。而生产原料药并供给制剂生产，能保持价格的竞争力和产品的品质。
对于定制服务，袁建成提到药明康德模式，后者只在化学制药领域做研发定制服务，而翰宇则专注于多肽领域。“这块业务的价格会比批量生产高，但产能很小且花费的时间很长。”在国内，大约有30家企业有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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