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猪狗不如的写作生活
鲁人

我的父亲高小毕业，母亲没有文化。大家别、别笑话我，我说的是实话，也不是自揭家丑的意思。另外还有我的爷爷和奶奶，也都是文盲。真的很抱歉朋友们，说完以上的话，好像我给大家开玩笑似的。也许朋友们会指责我胡说八道，毕竟多年来我也在国内大大小小的报刊杂志上，发表过不少文章。
难道说你的家庭，竟是这样一个文盲的家庭。
也不能说我的家庭就是一个文盲的家庭。我也可以很自豪的告诉大家，我的曾祖父是清朝末年的秀才。我的两个叔叔，一个是乡村教师；一个是赤脚医生，还有我的一个姑姑，年轻时也曾是文学青年。
我十岁以前在故乡生活时，从我的叔叔和姑姑那里看过繁体字的“四大古典文学名著”，我说这话可能朋友们不相信，我也都怀疑我自己，因为我女儿现在也快十岁了，甭说四大名著，她连《格林童话选》还都没有看完。
我确实是在十岁以前看过“四大古典文学名著”，并且还看过《山谷风烟》《三探红鱼洞》《夺刀》《金光大道》《万山红遍》《苦菜花》等等在当时很流行的一些书籍。其它看过的像《平原枪声》《平原游击队》《大刀记》《闪闪的红星》等书籍就不提了，全是小儿科。我六八年生人，这些书全是我在上世纪的七十年代看的。
由于童年时看过很多书，也由此对书产生了一种顶礼膜拜的敬畏感，并且在小时候就梦想着自己长大后，要能够写出一本厚厚的像“四大古典文学名著”的书来，那该多好。
上世纪的一九八八年，我写了我的第一部书稿，大概有个十多万字，写好后自己给自己的书稿作了个硬纸皮的封面，逮谁给谁看，就是想不起来送给出版社的编辑看看。
上世纪的一九九○年，我开始写我的第二部书稿的时候，二十二岁的我到铁路上工作去了，第二部书稿的创作计划写了一小部分也由此告吹。
一九九○年到一九九三年这四年间，因为工作的缘故，我没有足够多的时间去写长篇小说，由此让爱好文学的我，疯狂地热爱上了诗歌。这段经历我就不说了，朋友们可以在我的长篇小说《京鲁大鼓》内通过主人公何子建的经历了解到。
一九九三年的年底，为诗歌历经生死离别的我，不写诗歌以后，为了证明我的文学天赋，我决定创作我的第三部书稿，并且发下宏愿，这第三部书稿要是不成功，我就再也不去搞写作。
老天呀，回忆过去的我，简直是幼稚的可笑。因为第三部书稿完成后，我就说再写一个中篇吧，要是再写一个中篇不成功，就再也不去搞写作。接下来中篇、短篇的写了一大堆，宏愿也是发了一大车，右手指的中指也都磨出了铁蚕豆，但一切全都是不成功。
痛苦吗？不，我非常真诚的告诉给朋友们的是：我当时的生活非常快乐。因为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同样我也要告诉给朋友们的是，我真正的痛苦还没有开始，也就是说，我的猪狗不如的写作生活还没有到来。
一九九五年二十七岁的我结婚了，现在看起来有点是早婚，不过当时我父母可把我早就看成是大龄青年了。好了，结婚不结婚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在这年的年底写了一篇几百字的小散文，参加了“北京青年报”和“北京电视台”的征文。到了一九九六年的时候，这篇小散文竟然获奖了。
发奖金，发证书，电视台播放颁奖晚会，小散文还被北京电视台的“荧屏连着我和你”栏目拍成了散文TV，主持人田歌邀请我出任散文TV的主角，还邀请我去做电视台节目的嘉宾，其它的影视界导演也邀请我创作一些东西。
多好的事呀，现在想起来真有点天上掉馅饼的感觉。不过当时这一切都被我拒绝了，因为这不是我的追求。几年来，几十万，上百万字的写作全成了废纸，一篇不足千字的小散文，有什么可喜的。
我写了那么多的文字，我的梦想是要写出一本厚厚的像“四大古典文学名著”的书来呀。
早期我的写作过程是一种学习的过程，我在学习别人的同时也在不断的总结自己。为什么我写了那么多的文字都不成功，而这篇不足千字的小散文会获奖呢？
回顾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坛，是中国文坛走向堕落的开始，我说这话有朋友也许会指责我。但是请大家看看目前的文坛状况，大多数的文学期刊杂志有谁还再看？
我忘记是那位作家朋友在前几天说过的一段话了，他说我看着戏曲成为了最后的锣鼓，又看着诗歌成为了最后的锣鼓，又眼睁睁看着小说即将成为最后的锣鼓，我痛心呀。
上世纪的九十年代，我也和大多数搞写作的朋友们一样，拼命向西方文学学习的同时，而忽略了在本民族优秀的文学作品中去汲取营养。大家看看当时的先锋性写作；无主题无情节的写作；晦涩的语言，杂乱无章的结构，大家愈看不懂愈说明你的文章有深度的写作……等等一些偏离写作规律，且又被认为“时髦”风气的写作，至今还在影响着中国文坛，还找理由标榜自己是纯文学写作。可悲呀，如果一个作家写出的文字不能够被广大的读者接受，即使你是纯纯的纯文学，也都谈不上是优秀的文学。
在当时，我的那篇小散文获奖也好，拍成散文TV也罢，对于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文学青年的我，我的文字得到了当时五位评委的认可。这五大评委，全是我的偶象级作家，按现在的话说，我也是她们的追星族吧。
我经常大言不惭的给任何人说：这五大评委完全可以胜任诺贝尔文学奖的全世界范围内的评奖。哈哈，不好意思。也许朋友们该急了，问这五大评委到底是谁呀？本来我不想给朋友们说的，但又怕朋友们指责我卖关子。好了朋友们，那我现在就开始说：第一位是前文化部部长王蒙老师；第二位是著名的词曲作家我的鲁西南老乡乔羽老师；第三位是和我父亲同一煤矿的矿工作家现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老师；第四位是中国女作家中的顶尖高手毕淑敏老师；第五位是有大墙文学之父美称的丛维熙老师。
尊敬的朋友们，您甭看我把这五大评委说得这么热闹，其实在这之前，我除了在电视里看见过乔羽老师以外，生活中其他的我谁都没有见过。但是，她们的作品我几乎都认真研读过，要不然的话，咱也谈不上是人家的追星族吗。
一九九六年年底的时候，我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参加首届北京市职工文学研修班的学习时，课间休息特意对老师毕淑敏说：谢谢您毕老师，给我的作品评奖。
毕老师一听，开心地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黄开建。毕老师问：你写的作品叫什么名字？我说：叫难忘生日红鸡蛋。毕老师说：知道知道，写乡情和亲情的是不是？我说是。毕老师说：那些获奖的作品我全都认真看了，你获得的是二等奖对吗？我说是。毕老师说：写得不错，语言很朴实。
我回家后激动的三天没有休息好，这时我才真正认识到我以前几十万，上百万字的写作全成了废纸的原因。
好了朋友们，我谈论了半天这篇小散文了，其实我一直在说废话。接下来的这句话才非常重要，特别是对文学爱好者来说，一定要记住这句话，这也是我这篇小散文能够被五大评委认可的理由，那就是“用朴实的语言去写真挚的情感”。这句话的感悟在当时，也成为了我今后的文学创作方向。
一九九八年的八月八号，我选择了这个吉祥的日子，决定去写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篇文章，这也是我准备了三年，所要创作的第四部长篇小说《京鲁大鼓》。我的计划是一定要在上世纪末完成这篇书稿，如果再不能够成功，今生再也绝对不去搞写作。
八月八号的那天夜里，我坐了整整一宿，愣没有写出一个字来。虽然开头的文字，近三年来在我的大脑里映荡了千遍万遍，但一提起笔面对十六开的大笔记本，我激动的就是不知该如何下笔。现在想起来这开笔第一宿的磨难，也预示了我第四部长篇小说《京鲁大鼓》写作过程的艰难。
八月九号的这天夜里，我强迫自己拼命写下了几百字的开头，现在回过头去看，最初的开头部分，也早已是变得面目全非。到了这年的年底，写了四个月的我，刚写了四万多字，也就是说一个月一万字。照如此速度，我甭说世纪末写完《京鲁大鼓》，就是到猴年马月也不可能完成。我痛苦呀，我最初的计划是八十万字，以时间为顺序，环境为版块，营造出恢宏的框架，并通过我们家族的人物命运，来描绘出我们民族在二十世纪百年间的历史变迁。
我该怎么写，我不是大作家，我写出来的作品谁来给我发表。多年来的业余写作，我深深地知道，任何一家出版社，都不可能给我这样一个无名的小子，免费去出版一本八十万字的书。
但我更明白，要想超过前人的作品，必须要有一个利于读者阅读的，而又是新颖的叙事框架来。更重要的是，我必须要用最少的语言，去写出八十万字的容量。
当时我在铁路一家编组站干调车工作，具体的工作是给火车轱辘插铁鞋，工作岗位叫“脱鞋道岔”，工作很危险。哎呀，我就甭给朋友们说那么详细了，因为说太详细了，大家也不明白我工作的性质。好了，干脆我就给朋友们形容一下我工作危险的程度吧。
大家想一想没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车流不息，你要想一天来回穿行十二个小时的工作日，危险不危险。我的工作环境就是把汽车变成火车，还要端只铁鞋给速度快的火车打眼。汽车没有红绿灯但还有人驾驶，可一节节编组溜放的火车是不长眼睛的，这也就要求工作人员要加倍小心。目前这一特殊的在国内大编组站才有的危险工种，全国在上世纪末基本上已经取消。
从事这样危险的一个工作，必须要保证班前的良好休息。我还要工作，我还要写作，我一个月写一万字已经相当不错了。
这四个月来，我在艰难写作的同时，我也在思索着这本书的框架结构。故乡百年来的人和事，在我的大脑里，如果说是一堆乱麻的话，到了后来这堆乱麻则在我的大脑里焚烧熔化，变成了液体。今天的事昨天的事北京的事故乡的事全混在了一起，然后完全凭着“利于读者阅读”和“用最少的语言，去写出八十万字的容量”这种感觉，像蜘蛛结网那样，去写这部小说。
一九九八年年底全国铁路大裁员，我主动要求下岗了，每月拿着三百一十元的北京市最低工资，我写了三个月，写了十二万字，每月四万，比我四个月写四万字强多了。但这还不是我的最快速度，我先给朋友们透一底，到了后来的时候，我一个月就写了二十万字。什么速度，怎么写得，其中的甘苦，我待会儿再慢慢给朋友们道来。
一九九九年的三月底，我们单位的一位领导认为我工作技术好，不应该下岗，决定要培养培养我，于是通知下岗的我去上学。我一想上学也不错呀，一边上课，还能够一边写作，可谁知到了学校后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儿。八个人一间宿舍，连转圈的地儿都没有，还要求十点熄灯，写小说，写小小说都没法写。
我给学校的一位领导谈了我的写作想法，人家说要想解决你的问题，有两种方法：一你干脆调到作家协会去得了。我说人家作家协会不可能要我，因为我没有什么成绩。二你就辞职甭干了，回家写作，没有人管你，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这两种方法你如果认为不行，那你就好好在这儿上课学习，等两年毕业后，好把你培养成优秀的人才，以便重新上岗。
我的天呀，人家学校把我当成不合格的下岗工人来对待了。我想辞去工作，去专职自由的写作，但我衡量再三，还是没有辞去工作。原因有二：一是我女儿两三岁了，我不能够没有一点经济收入。二是为了《京鲁大鼓》的写作，我必须要保证我一个健康的心态。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前些日子下岗后，人家邻居知道我是下岗工人后，全用异样的眼神看我。那意思是说人家都在上班工作，你下岗了，没有工作了，说明你没有本事。如果说我再辞去工作，连下岗的基本生活费都没有了，我还能以一个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生活吗？
书中我的曾祖父，我的爷爷，我的父亲等等人物，他们全是积极地面对人生，都是对社会有过贡献的优秀的人物形象。去创作抒写这些优秀人物的我，绝对不能够以一种避世逃离社会的心态去写作。
当时我这个着急呀，着急到什么程度，不怕大家笑话我，我都想报名去参加一种比赛谁在不接触人的情况下，在山洞里生活时间最长的吉尼斯世界记录的挑战。当时的记录大概是四十多天，我想我拿着本和笔，我能够在山洞里生活一年，到时候我的《京鲁大鼓》就能够完成了。我想的还挺美，就是没有找到去参加挑战活动组委会的电话，也没有和人家联系上。
一九九九年的暑假，我买了一台电脑，配备上了最先进的语音输入，练习用电脑写作。但用笔习惯了，初用电脑根本就不习惯。三十天的暑假除了输进去以前写得十六万字外，新的东西什么字也没有写。
一九九九的年底寒假，我接着用笔写了四万字，等到了来前的暑假，时间已经到了世纪末的二○○○年夏天。这次暑假还算不错，放了四十五天的假期，但就在我磨刀霍霍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刚刚放假的我又被我们铁路文联找去写一个报告文学。没有办法，只要是写作的差事我都有瘾。十天的采访，五天的写作，我搞了一个两万多字，名叫《情铸京九》的报告文学交了差。
时间还剩下一个月，我知道我的《京鲁大鼓》必须要在这一个月内完成。因为再开学，等新的学期结束后，我就被当作培养好的下岗工人重新去上岗了。一但上岗工作后，我就再也不会有足够的时间去写《京鲁大鼓》了。那么我世纪末完成《京鲁大鼓》的计划，将再也不会实现。
时间不等人。我这个不知道自己是聪明还是傻的人，愣还知道时间不等人。谁又催你了，谁又要求你什么了！老天呀，我干吗要给我自己的生活结下一个这样的套呀！
回首过去的那段岁月，我可以非常认真的告诉朋友们，以后就是打死我，我都不会再去重复这种非人性的写作生活。
二○○○年的八月，我忘记了一切，我全身心地投入进了我的《京鲁大鼓》的写作之中。然而，不可想象的事情却在这最为关键的一个月发生了，那就是在这个月中旬的时候，我的写作也到了极度白热化的时候，我的岳母去世了。
我的岳母去世和我的写作有着很大的关系。
我妻子来自老家的农村，岳父岳母在老家向来以女儿在北京工作为荣。当年我下岗的时候，岳母并不知道我是为写作主动下的岗，老人家心想女婿下岗了，一个大男人都能下岗，那么自己的女儿一个女孩子，也是不是会下岗啊？外孙女还小，将来两口子要是都下了岗，这今后的日子可该怎么过啊。于是老人家一时想不开就得了脑血栓，幸亏送医院抢救及时，不过也一直没有好利落。病病殃殃的身体一直坚持到过了年的八月份，就辞别人世了。
老家来了电话，当时是中午时分，妻子从班上赶回来。我们商量着要回老家，正好孩子还在托儿所睡午觉，我就说家里岳母入土为安不等人，要不你就先回去吧，我在家看着孩子。其实我是真的放不下我手中的写作计划。
妻子含泪离开家，当时火车站已经没有赶回老家的火车，妻子只好搭了一辆长途汽车走了。
晚上八点妻子应该到家了，我给老家打电话，妻子没有到家。晚上九点我给老家打电话，妻子还是没有到家。十点，十一点，一直到夜里十二点了，妻子才从北京到山东的无棣，再到德州，绕了一个大圈赶回了老家。
原来妻子匆匆忙忙中搭错了车。还好，一个弱女子，一个哭哭啼啼为亲人赶回去奔丧的弱女子，终于在亲人的牵肠挂肚下，平平安安赶回了家。
我终于可以放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去写作了，当时我女儿两三岁，孩子小，睡觉总要有人陪着，现在妻子不在家，孩子哭闹中更是不睡觉。没有办法，我只好在地下铺一张凉席，让女儿睡在凉席上，凉席旁放一把椅子，我坐到小板凳上，趴在椅子上写作。写作时我把脚丫子伸到女儿的怀内，让女儿抱着我的脚丫子，有了父亲身体的陪伴，女儿这才不哭不闹地睡了。
写着，写着，我感觉到我的脚趾豆疼，我侧头一看，我就流出了眼泪。
老天呀，我还写什么呀。现在岳母去世了，妻子奔丧回了老家，临走前让我照顾好孩子，可是我照顾好孩子了吗？
地下的凉席上，肉嘟嘟的女儿抱着我的臭脚丫子，可能是孩子睡梦中把我的脚趾豆当成了妻子的奶头吧，女儿睡梦中吸了几口后没有吸出奶来，便使劲儿咬疼了我的脚趾豆。
我扔了笔记本，我仍了钢笔。不写了，不写了，我还写什么呀！
泪流满面中我抱起女儿走到卧室，睡床上我轻轻拍打着女儿的小肚肚，睡吧，睡吧，乖女儿，我枉为人父啊，我更枉为人子，我更枉为人夫。我再也不写了，我再也不写了，我大大的眼睛看着黑漆漆的黑夜。
女儿香甜地睡着了。可是朋友们，我、我、我都无法形容我到底是一个好人还是一个不好之人的人，我睡得着吗？
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的写作状态，我基本上已经走火入魔。以前在单位内就有朋友说过我这个人魔怔，我听了还跟人急过。魔怔就是精神不正常啊，就是有精神病啊。不过也有朋友给别人介绍我时说：这个精神不正常的人，是一个能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人；是一个敢于为咱们的国家和民族勇于献身的人。这句话我听了还挺高兴，不过细想起来我的精神不正常，绝绝对对不是有精神病，只不过是我的想法和为人处事的方法，有别于常人而已。我很正常，大家不用怕我有花痴、武痴之类的病。要说痴，也就是文学的文痴而已。
八月份最后的一个礼拜，我每天几乎写作二十个小时，其它的四个小时，两个小时的睡觉，两个小时吃饭上厕所，去托儿所接送孩子。我对饭食没有任何挑剔，吃也好，不吃也罢，我没有任何饥饿感。但是我对香烟的需要，却是必不可少。由于睡眠不足，抽烟量过大，我的嗓子全烂了。但是我的写作速度却一点也不能够停下来，于是抽烟前，便含上一片润喉片。以至于妻子以后常嘲笑我说：当时写字台上的润喉片和香烟是你的一道风景。
我的痰迹全是黑色的硬块，我的大脑产生咚咚大鼓声的幻听，我的眼睛前开始漂浮着一个白色的小雨点，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消失。
二○○○年八月三十号的早晨四点钟左右，我终于完成了四十万字的《京鲁大鼓》。其实我还有许多要写的素材没有用上，主要是没有时间了，比如书中主人公何子建的妹妹何子叶，这位出身农村走进城市的美丽名模，还有一段她的爱情和事业经历，并且我从一开始就为这个人物做着铺垫，但是到了后来还是没有时间去写了。另外还有一位我故乡的姑姑，一九七六年地震后，她的四五岁的女儿和小朋友在抗震棚内玩耍时，不慎引燃了大火，我的姑姑大火中救出了人家的孩子，而自己的女儿却被大火烧死。当时农村里生活闭塞，现在也好，包括从前也罢，恐怕这个世界上很少有人知道鲁西南农村曾有过一位这样英雄的母亲。可是我至今都忘不了童年时大人们说过的一段话：孩子都被烧成一个肉球了，你姑姑那个哭呀。这是一件真事，我也遗憾地没有写到书中去。到了后来，我在修改的过程中，又删去了我童年的一段“童年纪事”；删去了以郝巡道为主的一段“一件军大衣”；删去了我诗人的一段经历“火中的凤凰”等等章节。
二○○○年八月三十号的这天早晨四点钟左右，东方的天边，太阳虽然还没有升起，但是已经看到一抹微白。窗外的小鸟儿开始叽叽喳喳在叫，窗内的我心花怒放，豪情万丈。
老天呀，我想说些什么呀，故乡异乡今生前世先人后人，虽然这本《京鲁大鼓》，距离我要写出一本像“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书来的梦想还很遥远。首先是　字数上分量就不够，至于其它的像语言、叙事结构、故事精彩度、思想内涵等，还得要等待读者们去评论。但是，扪心自问，我应该说有这本《京鲁大鼓》，我总算没有辜负故乡齐鲁的山川土地生我养我；总算没有辜负异乡京城的甜水苦水浇灌滋育我。老天呀，我、我、我也总算没有白来人间一次啊。
接下来，《京鲁大鼓》这本书的面世命运依然充满了坎坷。具体的坎坷程度我就不给朋友们细说了，因为这也不是我所能够操纵的。但是实话给朋友们说，我一点都不气馁，因为很快《北京文学》就为我验证了这本书的优秀。
那是在这年年底的时候，我在修改《京鲁大鼓》的过程中，把其中“兰采禾买妻”一章改为短篇小说“买媳妇”投给了新改版的《北京文学》，时任执行主编杨晓升老师慧眼识珠，在二○○一年四期的《北京文学》上，以新人自荐的栏目隆重推出了短篇小说“买媳妇”， 随后文坛内外叫好声一片。接着《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在二○○一年六月四号至七号又作了转载，一直到了二○○四年仍然有杂志还在转载这篇小说。
“买媳妇”这个短篇小说好不好？好。但是我的长篇小说《京鲁大鼓》就是没有人给我出版。
该追求的似乎异常的艰难，不该追求的却往往不其而至。“买媳妇”小说刊发以后，多家影视公司找我进行剧本的创作。有拍电视电影的；有拍地下电影的；有改编电视连续剧的，我就不一一细说了。总之到了二○○五年的时候，由我亲自操刀改编的“买媳妇”电影剧本，终于和一家要拍胶片电影的公司签了合同。那个美丽的冬日呀，签了合同怀揣着四万元定金的我，坐在回家的公交车上激动中眼含着泪花，我又想起了我的《京鲁大鼓》。
《京鲁大鼓》第一次投稿是在二○○一年，由鲁迅文学院为我聘请的一位大刊的负责人看稿，由于阴差阳错的缘故，到了年底时人家写信让我去拿稿。当时我家里的电话号码升级，人家打不通我留的电话，只好写信通知我。我去了后人家开会去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反正是通知我拿稿来了，我就把稿子给拿走了。
二○○二年我再次把《京鲁大鼓》投给了一家杂志社，还是退稿。二○○三年我只好改投出版社，临投稿前我给人家出版社打了个电话，一位到出版社串门的工作人员接了我的电话，让我把稿子给她邮去，说要是她看后好的话可以推荐出版，不好的话她还可以给我推荐到外地的出版社。我还挺高兴，包括现在我都非常感谢那位工作人员，因为是她在“非典”的那一年用谎话，给了我继续去创作长篇小说的信心和勇气。要不然的话，我的第五部长篇小说《e城恋歌》，绝对不会在《京鲁大鼓》还没有出版之前，就能够完稿。
二○○三年我等了一年，到了二○○四年年初，等我写好我的第五部长篇小说《e城恋歌》后，我再打电话问我的《京鲁大鼓》时，人家却把我的打印书稿给丢了。
我一气之下，我再也不投稿了。我哭呀，虽然我没有古时的卞和苦，可为什么就没有人要我的这块儿璞玉呢？
一九九三年冬夜我面诗封笔时写得一首诗歌《焚诗》，一直到了十一年后的二○○四年，才被编辑改为《诗》，刊发于二○○四年四期的《诗刊》下半月刊上。一九九六年我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参加首届北京市职工文学研修班的学习时，写得长篇系列纪实散文《鲁西南纪事》，谁看了谁都说好，同年度就被收入到北京市职工文学研修班的作品集内，并被铁路内刊《旅行文学》采用。可是接下来的四处投稿，却完全是石沉大海。一直到了九年以后的二○○四年，才被第１期《北京文学》和增刊《人民文学》以及《人民铁道报》刊发部分篇章。随后《鲁西南纪事》便容获北京铁路局１２届文学奖，散文一等奖。
长篇系列纪实散文《鲁西南纪事》中最精彩的一篇文章是：吊炉烧饼和羊肉汤。据我粗略计算，海内外不低于十家以上的报刊杂志采用转载过这篇文章。我的一位朋友说：鲁人呀，你的这篇文章价值不低于三百万，足可以传世呀。我脸红对朋友说：您别骂我了，前前后后我才拿过不足三千元的稿费。朋友说：没有骂你呀，我们县今年办水果节化了三百万，还不如你这篇文章在海内外的影响大。我明白朋友是在夸我，可是、可是我的长篇小说《京鲁大鼓》，我还要等上多少年呢？老天呀，老天呀，学生我、我跪求您了！
二○○四年我把《京鲁大鼓》的上半部分参加新浪网络文学大奖赛给发到了网上，并被初选评委莲蓬推荐，但因当时大赛以“青春文学”题材为主，本文因此没有获奖。但随后在新浪网友的评选中，《京鲁大鼓》再次名列前矛，随即山东和南方等地与二○○五年夏季便出现盗版本残卷的“京鲁大鼓”，且冠以“医学惊怵之作”等字样。这时有一家文化公司找我洽谈《京鲁大鼓》的出版事宜。我去后，人家说，一个礼拜内把书出来，就去参加图书交易会，但为了保证前期投入的资金回笼，希望我分担些风险，让我掏一万一千块钱。我没有钱，我真的没有一万一千块钱。这是夏天的事情，接着到了冬天，我的“买媳妇”就为我挣了四万块钱。
怀揣着四万元定金的我，坐在回家的公交车上我欲哭无泪呀。四万块钱能够出四本书，那么我多年来的追求，难道说就值这四万块钱？
一本书的命运，也和一个人一样，一个人的命运也和我们这个社会的发展变革有着密布可分的关系。
多年来的的写作生活使我深深认识到，文学就是人学，我要接着说做好人，才能够写出好的作品，朋友们肯定说我俗，那我就换句话说。文学的含义就是要融进我们这个社会之中去，以务实的态度，浪漫的情怀，去建设人生，去推进社会的发展。
我南方的一位网友曾经看过我的好多作品，并且被我的作品深深地感动，二○○四年初夏她来北京，想见一见我，大家都很忙，也没有见面的机会。后来她要坐火车走了，很遗憾地打电话告诉我说无法见到我呀。当时我正在工作，我就说火车过丰台，你往右侧看，过了第一个高架桥后，我穿着一身保安服在等你。
当时火车提速，我在单位内干保安，上班时要和我的一位警察同事去看护一处小道口。道口不远处是一个大垃圾场，有一些拾荒的人养着一些肥肥大大的看家狗。
我笔直地站在铁路线旁，火车快速地开过去后，我的手机就响了。网友说是你吗？是你吗天河（我的网名叫天河）？我说是呀，是呀，是我。网友说你穿着保安服，身旁有条狗。我说是我呀，你听还有狗叫呢。我踹了踹身旁的狗，汪汪的声响传进了电话里。网友电话里就哭了，说想不到呀，想不到呀。我安慰她说没事呀，我挺好的，我还挺羡慕那条狗呢，你看它衣食无忧，终身从事着自己看家护院的爱好。网友电话里就笑了。我想谁要是也把我当条狗养起来那该多好呀，我一定忠实地从事着我的写作爱好，美的你呀……
唉，不说了，不说了。我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人生啊，我那高高在上的灵魂；我那游荡于芸芸众生之下的肉体，我的痛苦，我的快乐；我的忧伤；我的幸福……我的猪狗不如的写作生活呀，我还要努力地走下去。因为我的梦想；我从童年就有的梦想；我的要能够写出一本厚厚的像“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书来的梦想，还没有实现啊！ 生物谷网站 http://www.bioo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