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历史本来面目：不幸被毛泽东言中的因搞“浮夸”而得“实祸”！
(转自人民网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
我在前边多次说过，对当年大跃进中出现的浮夸、冒进，当放在那个──很多人都急于让中国富强，但缺乏经验的──历史条件下去认识，即有其“难免”性。毛泽东当时的批评，有时尽管很严厉，还是留有“一边力求克服浮夸、冒进，一边保护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性”的分寸的。自然如此，今天我为什么又要编这些文章呢？作用在于，搞清历史本来面貌，使今人和后人能正确地总结经验。
不过，──我总想，个别人也许另当别论。现在看来，当年的河南吴芝圃可能就在“另当别论”的“个案”中。
本篇是《还历史本来面目：毛泽东在1958年大跃进的当时为纠正浮夸风、共产风所作的努力》十篇连载文章的第九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取之于《毛泽东传》《忆毛主席》，及张宏志等人的著作）。本文题目是：
第九篇 1959年，确有人因搞“浮夸”而得“实祸”！──不幸为毛泽东言中
有人在我发这一组文章时，反复问我：毛泽东的大跃进究竟对还是不对？这里我可以回答说：浮夸式的“跃进”是不对的。毛泽东的跃进、实事求是的摸索跃进道路（不断改正自己缺、错）是正确的，现代中国需要自力更生的实实在在的跃进，不自力更生地跃进，我们永将当别人的奴隶，我们永将落后于他人！
有道是：人非圣贤，孰能无惑。有网民说，在大跃进中，毛泽东本人也有“离奇的头脑发热”的言论。──不需隐瞒：过去，本网民也曾在某些个正式会议上听有人讲过这些。但，──同样应实话实说的是：一直至今，对有关毛泽东自己的“离奇的头脑发热的言论”，我都没找到可靠出处。在本网民昨天上午发的那篇文章后边，有人跟帖又说到了这一点，我便立即请教其出处，可惜，他答非所问。
我想，从毛泽东本人后来──直至庐山会议，有时作的自我批评的情况（请看《毛泽东传》十九、二十、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部分）来看，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之初，即使有过一点“头脑发热的言论”，也是：一是时间极短，二是因听信别人的回报，三是当时（1958年月10月份前）浮夸还不那么离谱，不那么严重。有无数可靠的材料证明，毛泽东从1958年8~9月份北戴河会议发动的大跃进不久，──到了10月份，面对一个个高指标、高速度，就心存疑虑，即派吴冷西、田家英外出调查，随后他也亲自走出红墙，并要求人们不要搞浮夸。（至于庐山会议上的一些讲话，有各种版本。真正可靠的版本尚待解密，并且其中夹有更为复杂的，反“浮夸、冒进”之外斗争。下一篇，我将写这一点，不知能否上得了网）
一个不争的事实为：1958年月10月后，毛泽东几乎每到一处，都要求人们实事求是。有时，还对自己在大跃进之初的某些“过热”情绪做自我批评。然而，因当时他确是少数派，──并因他从1956年后，为培养接班人，已实际处于二线，尽管他的反浮夸、冒进的呼声越来越高，有时也愈来愈严厉，但收效不大。后来，遇有严重情况，毛泽东不得不发出警告。这些警告之严重，莫过于这样几句话：
──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500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这样一来,我看,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万人。死5000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参见，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138-139页)
──明年3000万吨钢，究竟要不要定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有断弦的危险。
……如此等等，还有更多，此不尽详。面对毛泽东的严厉警告，可有人就是不听，一意孤行，终于导致一些严重后果。当我们今天调查当年，或打开历史卷宗，有一个典型，是令人难忘人的。这就是被毛泽东不幸言中的“务虚名,而得实祸”的典型，即河南省的“信阳饿殍事件”。这在当时，是一起震惊全国的事件，影响极其恶劣。我猜想，改革开放后，某些人说当年饿殍有X千万的谣言，大概即由此“膨化”而生。
我们在前边几篇的文章中，已用大量的材料说明，河南省的吴芝圃（此人在战争年代是新四军政治部主任）是当时全国浮夸、冒进的第一人，并且固执己见，一意而行，多次把毛泽东的正确批评当耳旁风。到了1959年，终在信阳地区酿成“饿殍”大祸。
在吴芝圃的浮夸“强权”下，河南省的各地，尤其是信阳地区，首先是遂平县，最早刮起浮夸风、“共产风”，且越刮越大。早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吴芝圃就吹牛皮，说今年河南要增产几百亿斤粮食，并实现水利化……毛泽东批评吴芝圃说大话，搞高指标。吴芝圃置若罔闻，越搞越离高谱，甚至提出取消商品，取消货币，搞直接的物质分配，搞供给制，越走越远。
1958年9月16~18日，一个中央负责人到河南视察，9月24日，《人民日报》以“某某同志在河南视察时，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几个条件”为题，报导了这一重大新闻。报导说，某某某在河南视察时，还“听取了新乡七里营公社、修武公社会 （全县一社）和遂平公社（全一社）党委的汇报”。如是，遍及河南全省的浮夸、冒进，获得了这位负责人人的支持。不久，吴芝圃一跃而成为河南省的一把手，当上了省委书记。其后，吴芝圃便更加地“浮夸”和“冒进”。
毛泽东通过别人的反复调查，以及自己的调研，很快发现了吴芝圃的问题。为了大跃进事业和关心干部，毛泽东及时对吴进行了劝诫和批评。这些劝诫和批评，──现在能查到的，有这样几次（以下，参见张宏志的《还清白于毛泽东》）：
──1958年毛主席在专列上听吴芝圃汇报后，指着窗外光秃秃的山头说：“你一年能搞成绿化？我不信”
──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吴芝圃向毛主席汇报河南能搞几百亿斤粮食，河南粮食很快就过关了，主席也根本不信，给他顶了回去。毛主席说：“试试看……实际上是形‘左’实右，缺乏经验，不深入群众。”
──毛主席亲自主持两次郑州会议，会上毛主席提出人民公社要“在级所有，队为基础”，而吴芝圃却坚持大队为基础。毛主席到武昌后又亲自给吴芝圃写了一封信，严厉批评他：“你不要再这样搞了，还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
──1958年，吴芝圃向中央提出：河南三年可以实现四化（即：粮食达到四、五、八；水利；除四害；“扫文盲”，毛主席在会上批评说：“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落实”，会后又把吴芝圃叫到武汉说：“要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下”。最后毛主席看到吴芝圃没有改正的意思，就说：“吴芝圃，你对，你搞得快，可能你是马列主义，我是机会主义”）
──1958年4月29日，毛主席《给生产队长的一封信》中指出：“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的那一套指示，不要管这些，只要管现实可能性……吹上一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收获多少就多少，不可讲不符实际的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与人民有利，自己也不吃亏。”而吴芝圃却吹嘘：“一九五八年夏季粮食产量二百二十三亿斤，平均每人达450斤以上。”“一九五八年全省每口人合到一千五百斤左右的粮食。”为他的高征购打下基础。
因郑州会议上吴芝圃拒斥毛泽东的批评。武昌会议上，毛泽东又多次对吴芝圃提出批评，而吴芝圃却始终固执已见，继续坚持以大队为核算单位，继续搞冒进、刮他的“共产风”。吴芝圃如此执意，毛泽东的指示他都不听……这里让我们想起毛泽东一句话：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吴芝圃的“左”倾错误，终于导致1959年11月信阳地区发生饿死人事件，真所谓为“务虚名，得了实祸”──被毛泽东不幸言中。
这一事件的原委是这样的：如前所说，1958-1959年前后，吴芝圃实行“左”倾（即形“左”实右——本网民注）蛮干、高估产、高征购，大刮浮夸风、“共产风”，将信阳地区遂平县一块亩产四五百斤的小麦浮夸成3200多斤。随后，又“浮夸”出──信阳地区西平县城关公社亩产小麦7320斤的更大典型。
其实这些典型，都是他们是把多亩产量集中起来谎报的，并且明令禁止人们说真话。从此以后，谁要说“他们作假”，就挨批斗。据有关人调查（据现今一些老人回忆，数字不一定很准），当时，全区为此挨批斗的人大约有1.2万多人次。在此高压下，于是浮夸风越刮越大，最终，信阳地区信阳县有名的鸡公山公社浮夸到亩产万斤的特大典型。不过，──老人们回忆说，1958年毕竟是大丰收，虽然由于大办钢铁等误了农时，没能及时收割，损失了10%左右的粮食，但群众生活没有出大问题。这年，全信阳地区完成征购任务16亿斤。到1959年，信阳地区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一百天不下雨，秋粮大面积欠收或无收。尽管如此，仍被浮夸为：1959年农业生产比1958年丰收，是特大丰收年，全区预报粮食产量是72亿斤，而1958年不过56亿斤。
在此（大大浮夸了的）“大丰收”面前，国家当然得按大丰收的标准征购粮食，──浮夸者也以此来显示跃进成绩。结果，在对全区农民的“明夺强抢”中，上交了国家16亿斤粮。这一下子，基本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交了征购。如此一来，秋收刚过，全区很多地方群众就没有饭吃了，开始出现了逃荒要饭的现象。很多食堂开不了伙，群众无奈，就在家里煮红薯叶、野菜充饥。干部发现后，居然有的还把群众的锅给砸了，群众就外出逃荒。逃荒！这下了罪名更大了，凡外出逃荒要饭的被批判为：破坏“大跃进”。为了维持所谓大好形势和形象，热衷于浮夸者，又组织人在路口设岗拦堵群众，不准外逃（据一些老人回忆，当时拦堵群众外出情况，也有真有假，象商水的一些地方，是真拦的）。非但如此，有些浮夸昏了头的人坚说，群众将粮食瞒藏起来了，还在全区开展大规模反瞒产运动。
在如此荒唐的浮夸“演绎”中，最后，把一些群众手中的粮食进一步掏空……不久，因群众家中无粮，又不准出外要饭，即有饿殍出现。这一情况，直到1960年1~2月，中央来人解决问题，才有好转。
后来，信阳事件报知中央，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这是当时的一起“务虚名，而得实祸”的典型的事件。这里需进一步说明以下两点：
一、1958年~1959年的浮夸风，在全国有一定的普遍性，但象河南信阳出现饿殍的，却是个案、典型。有人后来由此事件说及全国，或以“移花接木”之术，把它说成三年自然灾害在全国好多地区发生的现象，都是不对的。
二、较为广泛的调查（希望有条件的人们都搞一些调查）表明，当年凡出现饿殍的地方，都与当地一些人官僚主义、浮夸、造虚假成绩有关。一些基础较差的地区，当时，只要实事求是，正视困难，实况实说，都能得到国家的及时济助，而免生祸事。
此文最后，我仍要说，浮夸的“跃进”是不对的；而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的探索式的跃进道路（不断改正自己缺、错）是正确的！ 生物谷网站 http://www.bioo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