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天章 ---（2）
（二）
刘天章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更加自觉顽强。1921年10月，刘天章和杨中健、李子洲等人商议酝酿，决定创办《共进》（半月刊）杂志，宣传马列主义，向邪恶势力进行斗争和深入探讨在陕西进行革命的问题。刘天章和杨钟健负责杂志的编辑工作。他们遵循“提倡桑梓文化，改造陕西社会”的宗旨，在《共进》杂志上看出了许多宣传十月革命，介绍各国革命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结合全国和陕西的实际，分析了中国特别是陕西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提出了改造社会，革新陕西政治和教育的主张，向旧世界宣战。
《共进》杂志创刊后，所刊登的文章矛头直至封建军阀统治，笔锋犀利，直刺时弊，鼓动性很强，得到陕西社会舆论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为了扩大《共进》杂志的影响，刘天章和杨钟健、魏野畴、李子洲等人借《共进》杂志创刊一周年之际，在《共进》半月刊的基础上，发起成立了陕西旅京学生的进步团体——共进社。共进社的总社设于北京的三眼井。刘天章因为活动能力强，被称为共进设的“小脑”，并被选为共进社的常委主席兼编辑主任。在刘天章的主持下，《共进》杂志发表了大量反帝反封建的文章，并开始注意到世界革命的动向，发表了许多关于苏联及其它国家的政治、经济、道德、教育及介绍新思潮等方面的文章。1922年6月15日，《共进》第十七期上刊登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接着又多次刊登我党机关刊物《向导》和《新青年》等进步报刊的广告目录，并转载党的领导人的文章，积极拥护和宣传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最低纲领。与此同时，《共进》杂志上还大量刊出马克思主义、歌颂十月革命的文章。刘天章还在编辑《共进》时，翻印了《共产主义ABC》、《社会科学概论》、《社会进化史》等宣传共产主义的书籍，澄清了一些人思想上错误认识，坚定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举行了轰轰烈烈的“二七”大罢工。在党的领导下，刘天章积极联络进步学生上街游行，带头高呼“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的口号，声援工人的正义斗争。他投身于工人群众中，和工人们一起顽强地向封建军阀进行斗争。二七惨案之后，他又亲自深入到工人群众中，了解调查惨案中工人伤亡的情况，及时向党组织作汇报。同时，他在《共进》杂志上发表文章呼吁人们反对封建军阀、反对帝国主义。他在为共进社起草的宣言中，明确提出“中国目前应解除的两大恶势力，是国际资本主义和军阀统治”，“而打倒军阀是对内谋政治清明的唯一的第一步办法，而对于解除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亦为釜底抽薪的办法。”
1924年春，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建立，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共进社发展也很快，吸收了大批的新社员。由于共进社没有明确的纲领和章程，社员们对共进社的性质、任务以及与共青团、共产党的关系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加上不少骨干社员大学毕业后到各地工作，致使共进社组织上一度出现松弛现象。为了加强党对共进社的领导，1923年秋，在刘天章和魏野畴领导下，共进社举行了组织和思想整顿。刘天章、魏野畴同社员谈话，询问意见，还向他们介绍自己的工作经验。在他们二人的努力下，共进社内部的团结增强了。1924年春节期间，刘天章和魏野畴主持召开了共进社的年会。会议决定修改共进社的纲领和章程，放弃原来“提倡文化，改造社会”的比较空泛的宗旨，把政治问题看作“是目前最急切的问题”，把经济问题看作是“一切问题中之根本问题”，主张以“一致的努力，反抗国内封建的旧势力及帝国资本主义的列强，终必使之解除武装而投降”。还提出在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之后，对经济要实行彻底改造，以达到使“一切劳动的群众、群众的劳动，皆获得均衡的尽量的幸福与报酬”。同时，还把家庭、妇女、婚姻、风俗、习惯、宗教等社会问题，同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联系起来，认为这些都是“前代历史”形成的，“只有在改治革命及生产革命以后，烈火盛焰摧陷之”。同年4月，共进社在北京召开了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纲领和新章程，选举了新的领导机构，刘天章当选为政治委员。从此，共进社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和更为严密的组织原则。经过整顿的共进社不仅战斗力加强了，而且组织得到了发展，并且还在社内建立了党团组织，成为当时全国规模较大、历史最长的进步社团，是我党进行革命斗争的得力外围组织之一。
刘天章不仅为共进社和《共进》杂志的健康发展努力工作，而且还先后介绍李子洲、魏野畴、武止戈、邹均、屈武、耿炳光、王子休、方仲如、潘自力等人加入了党团组织，引导了一大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由于刘天章敢于坚持原则，善于团结同志，能不断提出新的主张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因而被大家誉为共进社的“元勋”。
1924年6月，刘天章在北京大学毕业后，先是在北京协助李大钊做党的地下工作，担任北京反帝大同盟的秘书。在严酷的斗争中，刘天章逐步认识到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曾写信给在德国留学的杨钟健，明确提出了建立武装的主张，他认为：“光说不算，要拿实力干，非入军队不可！”他写到：“我的理想的途径是：如果得到了机会，入到军队之中，至少新成一营，军官尽为同志；专门从事培植”。“如果实力可用，便不客气起来，打起鲜明的旗帜”。这一年的秋天，在中国共产党推动下，冯云祥发动北京政变，刘天章通过他的密友屈武、邹均的引荐，结识了国民军副总司令兼国民二军军长胡景翼。同年12月，在胡景翼部任高级参议的屈武从河南回到北京，刘天章马上前去看望，详细了解了胡部的情况。当他知道胡军长拥护国共合作，支持工农运动，希望共产党人和苏联帮助他改造军队的愿望，高兴地说：“国民军的成立对于北方军队的发展是有利的。胡景翼在陕西时就是靖国军的领导人，思想比较进步，经过我们进一步的争取，完全可以成为我们党的好朋友，对豫陕革命的发展会起很大的促进作用。如有可能我愿去胡景翼部作党的军事工作。” 刘天章主动向党组织要求从军。竟组织同意后，他到了河南开封国民二军工作，担任陆军训练处学兵营（又称学兵队）营长。
为了办好学兵营，刘天章以黄埔军校为榜样，通过但组织和胡景翼、于右任，从黄埔军校调来共产党员和进步军官任连、排长和教官。对学员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在这同时，刘天章还热情耐心地向学兵讲解马列主义常识和国内外大事，带领学兵参加开封地区的革命活动。他在学兵营里建立起党组织，并亲自担任党团委员会书记。在他的辛勤工作下，学兵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发展党团员近百名，发展党的外围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会员近200人，为革命培养了一大批军事人才。
1925年夏，中共豫陕区委成立，刘天章任区委委员兼军委委员。他和书记王若飞等同志继续帮助国民二军办好陆军训练处军官队。同时，还积极做河南的工运、农运、学运、妇运和军运的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
1927年2月，中共陕甘区委在西安成立，刘天章被调到陕西土作，任陕甘区委候补委员，兼任《国民日报》社社长。为了克服重重困难办好报纸，刘天章事事身体力行，处处作出表率。生活土他十分俭朴，经常把自己微少的经费节省下来，改善大家的生活；工作上他白天出外来访，晚上回来写稿、改稿、组织编印，一干就是一个通宵。他还热心帮助新来报社工作的同志尽快掌握新闻采访、写作和编辑业务。在他的言传身教下，报社同志们都积极努力，把报纸办得很活跃。《国民日报》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及时报道蓬勃兴起的工运、农运、妇运、学运，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罪行，深受人民的欢迎。《国民日报》日销量达2000多份，是陕西地区销量最大的报纸。
1927年6月，驻守西安的冯玉祥和蒋介石公开合流，叛变革命，在豫陕地区进行“清党”反共，下令陕西《国民日报》立即停止反蒋宣传，并通知报社全体人员到司令部候话。当时，正值对天章因病回原籍高陵休养，当他听到这个消息后，认定政局恶化，不顾身患重病赶回报社，与同志们一起同敌人进行了坚决斗争，为此遭到敌人的扣押。被捕以后，他先后被押解到河南洛阳和郑州。在敌人的监狱中，刘天章和战友们一起继续和敌人作坚决斗争。他把囚室当作锤炼革命意志、陶冶革命思想的场所。由于监狱生活十分恶劣，刘天章带病的身体，更加虚弱，但是他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强。每次出庭审讯时，他总是坚定沉着对付敌人，使敌人无计可施。他常对狱中的同志说：“在反动社会里，坐监牢是革命党人常有的事。革命党人决不为敌人的威武所屈，也决不被他们的利禄所诱。生为革命所生，死为革命而死”，同反动派坚决斗争到底。1929年夏，冯玉祥和蒋介石分裂，开封第一监狱的政治犯先后被释，刘天章恢复了自由。
刘天章出狱后，被党组织派往中共顺直省委做宣传工作，公开身份是《天津商报》的总编辑。但不久报刊被迫停刊，刘天章又负责领导北方书店。由于敌人密探的监视，工作无法进行，党组织又派他去负责互济会安工作。因他的工作出色，中共中央北方局给予了表彰。1930年春，刘天章在天津不幸被捕。在狱中，他受尽折磨和摧残，但始终坚贞不屈，与敌人顽强斗争。这年9月，刘天章被释放，重见天日。
1930年10月，中央北主方局在天津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在山西尽快组织工农红军，创建新苏区。为此将山西特委改为山西省委，并派刘天章担任省委书记。刘天章受命直奔山西。山西党组织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来，遭到了严重破坏，革命斗争几起几落，许多共产党人倒在血泊之中。面对严重困难，刘天章首先着手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他到山西后，马上以主要精力贯彻中央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开展反对“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斗争，调整和恢复了省委和太原市委的领导机构。接着，他深入到工矿、军队进行调查研究，整顿、加强党的组织。在刘天章和省委其他同志的艰苦努力下，山西党的组织部不到半年，就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到1931年4月，太原市党员由原来20人发展到268人；还建立了5个地方党部和21个支部。
刘天章还着手建立工农武装，组织发动武装暴动。在他的亲自组织和领导下，红军晋西游击队建立，进行了“平定兵变”的革命武装起义，还组建了华北地区最早的一支工农红军——红二十四军，建立了北方第二个红色政权——阜平县苏维埃政府。这些活动使得革命人民扬眉吐气，反动阶级惊恐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