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刚刚结束的中法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联合考察中，似乎可以剥离出这样一个事实：近期内，周口店地区很难有重大的、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张森水、该所副所长高星等两代旧石器考古学者也一致认为，周口店地区有价值的文物已经有一半浮出水面，但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已经在20世纪30年代的战乱中丢失；另一半依然存在于周口店的某个地层中，然而它们的价值很可能比不上已经发现的部分；再加上与其发掘破坏不如保护的原则，挖掘工作基本上停滞下来。

    由此看来，周口店的研究工作似乎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局面，而记者了解到的事实却是：科学家们不但没有放弃研究，还从不同角度取得了积极成果。

    周口店是不能放弃的

    周口店在古人类学上的价值，远远不是历史书上单调的文字可以涵盖的，它是“远古人类的家园”。“家园”二字，使这个遗址地从世界众多古人类遗址，甚至是历史更悠久的遗址中得以凸显。为了更好地解释“家园”的意义，高星以中外比较的眼光，简单回顾了对周口店意义的认识过程，勾画出了周口店在世界古人类学研究上的坐标定位。

    在周口店发现古人类化石前，对“上帝造人”的说法，科学界一直拿不出无可辩驳的反对证据。尽管1924年在南非，发现了一个儿童的头骨，稍后，又在东南亚发现了现在称为“爪哇人”的人类化石，但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这些化石属于猿类。高星解释说，这些化石是一种比较孤立的现象，不像北京人化石，随之一同出现的还有使用火与工具的证据，因而可以被确认为人类化石，并使之前发现的相似的化石也被重新确认为“猿人”，也就是直立人。

    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世界学者公认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上世纪50年代以后，考古学家在非洲发现了更多的、生存时间更久远的古人类化石材料，这一观念才得以修正。然而，“家园”二字，却使周口店遗址的地位不可取代。出土的证据表明，从70万前北京猿人到1万年前的山顶洞人，远古人类断断续续地把周口店龙骨山当作栖息地。他们阶段性地离开又返回，把他们生存的痕迹，把他们的行为与智慧断断续续地留了下来。直到2004年在以色列发现更早的用火痕迹前，周口店成堆分布的火的遗迹，就一直被认为是最早的人类用火的证据。高星说，如此完整的古人类家园，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极其罕见的，更何况它还提供了几十万年的发展历史——一部无字的人类历史。

    因此，对周口店的研究必须继续。在发现的黄金季节过去之后，当代学者转移了研究方向——

    留在石、骨上的智慧

    高星说，在已经出土的旧石器和留有人类活动的动物骨骼上，包含了很多信息。上世纪80年代前后，科学家曾对其做过相对粗糙的研究，但其中的大量信息，特别是有关古人类行为和智慧的信息，却未被破解。几十万年来，古人类究竟有没有进步，有怎样的进步……诸多谜团有待破解。

    解码从数量最多的石器开始。分析周口店一带的石料资源，高星发现，古人类最容易找到并被大量加工为石器的，是一种叫脉石英的石材，它质低量多。高星说，四五十万年前，北京人使用“砸击法”开发利用它们——一砸之下，一堆石料中只有很少几块甚至没有一块适合使用，浪费很严重；15万年前，相当明显的，“砸击法”基本上已经被技术水平更高、加工效果更精确的“锤击法”所取代。“面对同样的石料，采用不同的加工技术，这是古人类在技术、思维上的进步。”

    高星还发现，古人类对材料的“珍贵”程度也有相当明确的认识。除了脉石英外，另一种叫“燧石”的石料也被少量加工为旧石器。这种石材的质量高于脉石英，在周口店地区非常稀少。高星发现，脉石英制作的石器稍不如意便被古人类丢弃，而燧石石器却常常用到实在不能继续使用了，才被古人类放弃。

    除了纵向比较外，横向比较还凸显了古人类之间的性格差异。高星说，目前国内发现的旧石器遗址有1000多个，时间跨度近200万年，尽管石器分布的地点、年代不同，但主流加工技术却没有多少改变，大多数石器很粗糙，只可勉强使用。国外就不同，高星给记者展示了一块在法国发现的旧石器，它像艺术品一样，极为精致。高星说，这件文物代表了欧洲旧石器加工的水平，相比之下，我们的祖先颇有一点“凑合着能用就行”的心态。

    不仅是石器，被古人类切割过的动物骨骼遗迹也包含着远古的智慧，高星说，古人类虽然不能像“庖丁解牛”那样精确地掌握解剖技巧，但从普遍留在关节处的切痕看，古人类已经准确认识到了动物身体的“软肋”。

    研究古人类行为，还有助于我们从全新的角度诠释一些有争议性的问题。比如，曾有一种观点认为，2万～3万年前的晚期智人(山顶洞人)已经开始埋葬死者。高星发现，他们的遗骸上多有动物齿痕，因而提出了两种猜测：如果是埋葬也肯定是浅层埋葬，否则不会被动物啃咬；不管埋葬与否，活着的古人类很快就离开了死者。因此不论埋葬与否，基本上可以确认的是，那时的人类对死亡怀有某种认识和态度。

    全球变化与古人类学

    在前沿的全球变化研究中，古人类研究也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全球变化研究近年来最为突出的成就之一，就是明确指出了人类活动对地球的影响。

    高星说，这种影响不是近代工业文明发展后才开始的，而是与人类的出现一同发生的。他认为，人类用锋利的石器季节性砍伐区域内带有果实的树木、有选择地大规模猎捕动物、用火引发的火灾等等都会影响到环境。

    比如，3万前的美洲，短期内有70%的大型哺乳动物灭绝，尽管有观点认为这和气候变化有关，但从古人类学研究的结果来看，它和人类活动不无关联——当时，装备着狩猎工具的人类初到美洲。相似的情形出现于5万年前的澳洲，一种相当迟钝的动物——恐鸟的灭绝和人类在当地的出现、活动的频繁几乎同步。

    高星说，古人类学研究的资料是断断续续甚至残缺不全的，或许不能对问题作出精确完美的解释，但古人类的历史占了整个人类历史的99.9%，更充分地认识这段历史，才能更好地认识人类行为、思维的演变，正确发现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从而更好地为人类未来的发展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