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康震：禽流感防控研究的开拓者
于康震强调：“解决动物疫病防控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最终还是要靠科技，狠抓科学研究工作，狠抓科技推广工作，及时研制出比较好的防控技术并迅速推广应用。这是禽流感防控非常重要的一个经验。”
2008年6月13日，在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司前镇雅山村发生的家禽疫情被确诊为H5N1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广东省畜牧兽医局紧急启动防控禽流感应急处置预案。
2004年初，那还是一个“谈禽色变”的冬天；而今天，面对禽流感这种烈性传染病，我们不再恐慌。这得益于我国禽流感的防控研究工作，也不得不提到其背后的一位科研人员——第七届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所长、农业部兽药评审中心主任于康震。
作为我国高致病性禽流感防控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于康震主持组建了我国第一个禽流感专业实验室，建立了我国禽流感病毒分离鉴定、诊断监测、预防控制等技术体系和病毒库，研制了多种诊断试剂和疫苗，开展了禽流感病毒分子演化规律研究。
尽管做了那么多工作，可当记者问及他得奖后有何感想时，于康震非常简单地回答：“也没什么。”
我国首个禽流感专业实验室
1994年，于康震从美国回来，到哈尔滨兽医研究所工作。也就从那个时候起，他开始了禽流感防控的研究，开始组建我国第一个禽流感专业实验室。
“1993年以前，一直认为我国鸡群中不存在禽流感，在养禽量占到全球20%的中国，还没有人意识到禽流感会发生。直到1993年，H9N2低致病性禽流感的发生和1996年鹅源H5N1禽流感病毒的分离，才引起了国内兽医界的很大震动。”对于这段历史，于康震印象深刻。
就在那个时候，于康震敏锐地预感到：高致病性禽流感在中国发生是迟早的事。“高致病性禽流感迟早会成为中国的大问题。如果不开展研究，没有良好的应对措施，将来会很被动，而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1997年，香港暴发H5N1亚型禽流感，18人感染，其中6人死亡。这一事件更坚定了于康震深入开展禽流感研究的决心。于是，于康震带领他的团队，将研究重点从H9型转移到H5型禽流感病毒；在没有得到国家项目支持的情况下，于康震的团队应用现有条件改造出一个生物安全防护三级实验室（P3实验室），开始了禽流感防控的进一步研究。
“到2003年，该实验室正式命名为国家参考实验室，现在已经是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参考实验室了。”于康震自豪地说。
免疫与扑杀相结合
在2003年于康震研制出能防控禽流感的疫苗之前，学术界一直是有不同声音的，但于康震坚持认为：“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第一养禽大国，对付禽流感仅靠扑杀是远远不够的，免疫与扑杀相结合的综合防控措施才是现实的选择。”
扑杀的成本很高。美国1984年曾因禽流感的暴发，扑杀了1700万只鸡，耗资8500万美元。于康震介绍，发达国家的养殖方式是集约化、现代化，养殖场之间距离远，生物安全措施完备。一旦发现疫情，就立即采取果断的措施，进行严格封锁、扑杀，彻底消毒。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扑杀才是一个控制禽流感疫情的很有效的办法。
“然而，这种方式对于以散养为主的中国而言，并不是一种很好的解决方式。”于康震指出：“我国总的饲养量大，养殖点密度大且养殖条件简陋，有效的封锁措施很难实行。经济实力也不允许我们在禽流感暴发后，单纯地进行扑杀。”
既然单靠扑杀不符合国情，于康震就提出，我国的禽流感防控有必要采用疫苗免疫的办法，使尽可能多的鸡产生对禽流感的抵抗力。于康震说：“建一个集约化饲养场，需要大量的资金和严格的管理，整个养殖业的集约化进程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应急的角度看，如果免疫到位，鸡的免疫状态可以很快改变，这更简单，更有效。当然，疫苗免疫也不是万能的，一旦因为没有免疫或免疫失败导致疫情发生，就要把发病的和可能感染的禽只进行封锁和扑杀。”
“我国目前禽流感疫苗的研制已处于国际先进水平，这个毫不夸张。”于康震肯定地说：“我们一直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合作，我们有国际上最先进的禽流感疫苗研制技术。而且，禽流感疫苗使用的规模、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些是其他任何国家所不能比的，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使用那么大的量，而且产生的效果那么好。”
事实上，禽流感疫苗的研制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于康震介绍，禽流感病毒非常复杂，首先它的亚型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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