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人民医院黄晓军：一位忘我的血液科医生
民医院血液科这些年接收了不少高危、难治的病人，浙江女孩陈宇就是其中之一。
陈宇20岁，1岁多时父母离异，她和母亲相依为命。2006年，陈宇被诊断为白血病，后来多次复发。去年11月，上海一家医院断定她“没法治，治不好，过得了元旦也过不了春节”。
绝望中，陈宇的母亲严月婷来到北京。
据血液科教授许兰萍介绍，陈宇当时早幼粒细胞达到52%，同时并发弥漫性血管内凝血（DIC）。“当时很多人觉得肯定没治了，但是黄大夫果断地接收了她。”
“我跟黄大夫说了家里的情况，我说没有女儿我就什么都没了，你救了我女儿就救了我们母女两个。黄大夫听完低了一下头，他说‘只要是我的病人，我就会千方百计地看好他’。”严月婷向记者回忆道。
黄晓军用一名福建病人的例子鼓励严月婷。那个病人长期患病，由于花钱太多看不到希望，父母放弃了治疗。但是黄晓军让他坚持吃一种较为便宜的药，最后居然痊愈了。
“听了这话我哭得特别厉害。”严月婷说，“以前我根本碰不到这么好的医生，那时候只有我在坚持，所有医生都放弃了，都劝我不要治了。”
为给陈宇治病，血液科上下高度紧张，黄晓军甚至修改了已成定式的方案，并亲自参与到很多细节中。“在出现DIC的状况下进行预处理，我们查文献都没查到。”许兰萍说。他们估计成功率在1%~5%，很可能还没植入病人就不行了。
严月婷回忆：“手术前我就觉得是见女儿的最后一面了。结果奇迹真的发生了！”陈宇骨髓植入成功。
4月9日黄晓军查房时陈宇正盘腿坐在床上吃饭，谈笑自如。“你正在改写历史、创造奇迹，知道吗？”黄晓军一进门便说。
“高危的病人，我们只要跟家属说清楚，病人走了也很正常，这个行业中很常见，但是黄大夫从来不轻易放弃。”刘代红说。
北京女孩吕侍怡19岁，急性白血病，跟陈宇一样，没有化疗就直接进行了移植手术。“从那天起，我就感觉掉进了冰河，上面封着，没有空气，没有出头的时候。”她的母亲周国弘说，“我女儿当时输液血都顺着输液管往外流，全身炎症此起彼伏。当时从骨髓库中找全相合的骨髓已经来不及了。”
周国弘夫妇都是律师。她说：“要说挑刺，律师最容易挑毛病，但是这里医护人员的职业精神、热情、责任、医术结合得非常好，我在这里9个月挺受教育的，自己的精神都升华和净化了。医生能这样对我们，即使孩子真有一天走了也没有遗憾了。”
每个人都有积极性
血液科不是热门科室，但是人民医院血液科一个月有近4000例病人的门诊量，每年有300多例骨髓移植手术，其中一半是单倍型移植。很多患者对记者说，只有人民医院一家能做。
“其实不是，全国很多医院采用了我们的模式。”黄晓军说，“但是病人看名气，所以一步领先就会步步领先。客观上也确实存在差距，这个差距体现在整体。我不是保守技术思路，而是建体系的思路。”
上任所长3年以来，黄晓军调整和改革的中心思想就是打造团队。“我们一直强调要建成国际一流水平，改变单项发展的局面，如何改变？不改变人永远也改变不了！”黄晓军对同事们说，“现在有这么好的平台，如果每个人能从一个角度提出问题，我们就能全方位地发展起来。”
据刘代红介绍，黄晓军花心思考虑团队中每个人未来的专业方向。他也提醒大家：“不是混的时间长临床技能水平就高，要靠琢磨。”血液科每周有1小时的集中学习时间，两年多来从未间断。一次一位外科大夫过来参加，说：这么多人在一起学习，只在上世纪80年代看得到。
在岗位设置上，他让每个人都能发挥作用，因此大家积极性很高。比如博士毕业一两年就能给主治医师的岗位。“我当主治医师两年多，自己感觉到成长得很快。”王昱说。
虽然对于年轻人成长和团队建设是好事，但是作为领导，也要承担更多。“我们想找他肯定能找到！”王昱说，“黄主任周一到周五保证在北京。而且只要问他，答复从来不会模棱两可，都是他承担全部的责任和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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