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出的生物化学家吴宪博士
（一）临床生化方面 吴宪以1919年的博士论文《一种血液分析系统》[xii]为基础的一系列工作，为现代临床血液化学分析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手段，具有历史性的创新意义，在国际上长时间被广泛采用。其中关于血糖测定的方法被国际上沿用长达70年，为此他被誉为国际血液分析的权威[xiii]。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测验血中的非蛋白氮组分对病人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例如仅一次尿酸测定就需耗血25毫升。而福林—吴的新方法只需10毫升就足以进行包括尿素、肌氨酸、肌氨酸酐、尿酸和糖的测定（其中只需一滴血就能测定血糖）。除了血液外，他还对尿、唾液和脑脊液持续进行了多年的分析和探讨[xiv]。
（二）气体与电解质的平衡方面 这是吴宪在1922-1923年间与范斯莱克（当时是协和访问教授）、麦克林（F．C．Mclean）等的合作研究，根据实验结果，在等量渗透（osmotic equality）、唐南平衡（Donnan equilibrium）与钾钠不扩散的基础上，在每一呼吸循环中，为电解质与水、血浆与血细胞之间的迁移做出了解释[xv]。这项工作成为生化文献中的经典性工作[xvi]。
（三）蛋白质变性的研究 这是吴宪在协和期间主持的一项较大规模的研究，以解决这一当时国际上尚未解决的问题。l924—1940年间，他与其同事严彩韵、邓葆乐（C．Tenbroeck）、李振翩、林国镐、林树模、陈同度、黄子卿、刘思职、杨恩孚、周启源、徐嘉祥、王成发等陆续发表“关于蛋白质变性的研究”专题系列论文l6篇，相关论文l4篇，并于l929年第l3届国际生理学大会上首次提出了蛋白质变性理论[xvii]，认为蛋白质变性的发生与其结构上的变化有关，但这一理论在当时未能引起重视。以后，在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他于l931年在《中国生理学杂志》（Chinese Journal of Physiology）上正式提出了“变性说”[xviii]，用种种事实表明，天然可溶性蛋白质（即球蛋白）的长肽链一定是由氨基酸的各种极性基团被分子内的某种次级键按一定方式连接而形成有规律的折叠，使蛋白质分子具有一种紧密的构型（现在称为构象）。蛋白质的这种次级键一旦被物理、化学的力破坏，构型就被打开，肽链则由有规律的折叠而变为无序、松散的形式，即发生了变性。蛋白质变性学说尽管被一度忽视，但最终赢得了国内外学者的验证和好评。诚如著名蛋白质化学家豪若威兹（Felix Haurowitz）在1950年评论，这是“关于蛋白质变性的第一个合理学说”，他认为这个理论至少比其他人早发表了5年[xix]。美国生化学家佛拉顿（J．S．Fluton）在其关于生物化学历史的专著中对此这样记载道：“这一假说被广为接受，并在不久得到进一步实验的支持，但是它还未能表明维持天然蛋白质构象中的化学力问题，这个问题后来由默斯凯（A．Mirsky）、波林（L．Pauling）和哈金斯（M．Hugyins）提出的维持蛋白质构象的‘氢键’理论而得到解决。”[xx]此外，国内有学者认为，从他对血红蛋白与球蛋白的研究结果表明，吴宪似乎在50年前就已接触到蛋白质分子的四级结构，为蛋白质大分子高级结构研究开了个头[xxi]。总之，他的工作“为蛋白质大分子高级结构的研究写下了有价值的一页”[xxii]。
（四）免疫化学 吴宪l927年开始了这方面研究后作出不少领先的成绩。他和李振翩、郑兰华、萨本铁、周田、李冠华、刘思职、王成发等在15年中进行了一系列颇有成效的研究，其中，他在国际上首创了标记手段[xxiii]。他用带色基团的血红蛋白，继而又用碘化清蛋白作为标记抗原，这种方法比用同位素作标记进行类似的研究要早许多年。利用这一方法，吴宪等人在其他蛋白质存在的同时进行了抗原、抗体沉淀物的定量分析，从而确定了抗原与抗体的定量关系，以后又进行了纯抗体的分离并证实了抗体的“一元论”。
（五）营养学 1927年起，吴宪与严彩韵、陈同度、万昕、张昌颖等对我国食物进行了大量而系统的分析研究，他们还对素膳和荤膳大鼠进行了一系列研究，通过数十代大白鼠遗传、饲养实验，比较了纯素膳与荤杂膳的营养价值及其对动物的生长、生殖、基础代谢、自发性活动以及寿命的影响，由研究结果得出这样的结论：与西方相比，中国一般人民体质弱和身材矮小的原因主要不是种族和遗传上的，而是由于膳食质量差。只要加强营养，完全可以得到改善，这就从理论上否认了外国人对中国人体质问题的种种偏见。1989年，他编著出版了我国现代最早的营养学专著——《营养概论》[xxiv]。30年代，他还在对我国食物系统分析的基础上编著了我国第一部《食物成份表》。吴宪关于营养学的研究不仅有学术意义，而且对当时的中国有一定现实意义。
（六）氨基酸代谢 这是他晚年（1948—1953年）在美国进行的研究。为了研究人类生物学，他用N15标记氨基酸和其它有关的化合物，对之进行了一系列代谢实验，于1949年发表了该系列的第一篇论文。l953年以后，由于健康原因，此项工作未能得以继续，然而，在退休后他仍一边自学高等数学，一边将其所学得的微积分法和质谱分析法相结合应用于分析测定，从而提出了一项普遍原则，用以说明在这些实验中所得的关于排泄的数据，并于1959年发表了最后的三篇论文[xxv]。
除了上述工作外，由吴宪组织进行的关于激素和抗生育的研究也都很有价值。
吴宪具有十分敏锐的观察力，他有把重要事物从不重要事物中辨别出来的才能，并且在任何讨论中都能抓住问题的实质，他能迅速及时地把握住当时国际研究的前沿工作，以及对中国社会有价值的问题，进行高水平的研究，并能不断创新。同时，他还有高超的实验研究技能。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入都感到他思想敏锐、见识深濬、敢于探索。亦师亦友的著名美国生物化学家范斯莱克这样评价吴宪：“只有当亲眼看到他的工作时，你才能充分领略到他才智上的异彩和技术上的完美。他是当今生物化学中伟大的并且具有真正独创性的领袖之一。”[xxvi]
就由吴宪在国内主持的研究来看，他的研究思路似从两条路线发展的：一条路线是纯基础理论性研究，以追求高水平、探索真知为目的。主要从组成生命体的基本要素蛋白质入手，研究其性质、结构（变性研究）、生物机能（免疫研究、氨基酸代谢），以及与之有关的种种特性，以期望最后上升到解决人类基本生命机制的研究。在这条路上，他本着“科学没有国界”的原则。另一条路线是带有应用性的基础研究，是以用科学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为目的，主要从分析北京人的膳食和各种食物入手，进而研究素膳，到设计提出优化的营养，希望由此最终能提高中国人的身体素质，这条路径体现出他“科学救国”的良好愿望。他的研究生涯是在这两条路径上几乎同时发展的，取得的成就是令人瞩目的，但对营养的研究结果与他的希望无疑存在着偏差，因为解决中国人身体素质（营养）问题绝不是单靠科学就能达到目的的。随着日本的侵华，政局的恶化，他也逐渐清楚地认识到了这点，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泄气住手，而是愈来愈多地关注社会问题。尽管他的科学研究最终因日军的侵略全部中断，但已为我国在这些方面的生化研究开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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