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兴数学奖得主汪徐家：数学的高峰，我还在攀登

“说老实话，我没见过什么世面，所以也没什么雄心大志，将来要做什么都顺其自然。我只是一个从农村来的普通学生，周围同学都是拿这个奖拿那个奖的。”汪徐家依然觉得自己比不过他们，直到半年后才有了信心。

“玩的时候数学还在我心里”

“好多人学数学，特别辛苦，天天做题。”记者发现，这是多次采访的数学界人士的共同之处。

记者询问汪徐家是否位列其中。

“有少数人学数学时做很多数学题目。当时前苏联数学家吉米多维奇编写的《数学分析习题集》有5000多个题目，有的人从头到尾，一个个做下来。我不是这样的，我选了部分题目做。”汪徐家将自己界定为“相对而言不用功的学生”。

“我们宿舍8个人，有几个同学体育特别好，还有一个是体育委员，我也跟着他们一块玩。晚上回去一般就打牌。考试之前抓紧几个礼拜复习。”曾经拿过浙江大学研究生桥牌冠军的汪徐家说打桥牌并不是为了放松，主要是感兴趣。

在浙大数学系读了半年以后，汪徐家开始对自己有点信心——“和班上最好的同学相比，成绩不会差到哪里去。但身体不是特别好，我的学习也不能很抓紧”。“大四我努力了半年，考上了研究生。”记者好奇地问，就只是“努力了半年”？他笑着说：“我自己这么认为，但别人可能不这么认为。”

记者又问：“是不是因为你比较聪明，所以花比较少的力气就能顺利考上研究生？”汪徐家又沉思了片刻：“大概在玩的时候，数学还在我心里。我不会玩到把数学忘得一干二净，作业都按时完成。”

“我们当时有同学玩到作业不做、上课不去，因为缺课率太高，后来考试都没有资格参加。”当时浙大规定缺课率不能超过三分之一。

“说起来你们肯定不相信，我们班44个同学，前前后后有十几个人休学、退学、留级。”

“导师对我的学术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1983年，考上浙大数学系研究生的汪徐家因为身体原因再次休学，在1987年，即4年后才获得硕士学位。紧接着又是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董光昌。董光昌是当时浙江大学数学领域公认的学问做得最好的，1950年从浙大数学系毕业后就留校任教，在偏微分方程、数论、计算几何、数学教育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主持的“船体数学放样”和“数控绘图”两个项目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

“导师董光昌老师对我的学术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汪徐家拿陈景润和华罗庚的师生关系来说明：“陈景润解决歌德巴赫猜想中的‘1+2’时，并不是一到华罗庚那里马上就解决了这个难题。而是在那个学术环境中慢慢学，增加自己的知识，增加自己的功底，先解决‘1+3’，再解决‘1+2’。这都是一步一步完成的，并不是下定决心几天工夫就解决的。”

“如果跟着一位世界顶尖的数学领袖，那可能什么杂念都没有，会心无旁骛地做下去。”汪徐家进一步解释。

1990年，汪徐家博士毕业后直接留校，在浙大工作了5年。

“在杭州的时候做数学，我就觉得好像心神不定。我读硕士、博士前期，都是做另外一个领域的课题，叫做半线性椭园方程，全国全世界做的人很多，所以我就换了课题。”汪徐家说。

1995年，汪徐家去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任教。“因为做了一些工作,我有几篇论文和邱迪根的工作有关，邱迪根写信过来说，正好那边有个位置，于是我就去了。”在大洋洲，汪徐家和邱迪根教授合作解决了仿射微分几何里的陈省身猜想。

2002年，汪徐家获得大洋洲数学学会奖章。这奖章是颁给40岁以下在大洋洲进行数学研究并有杰出成就的会员。“一般每年只给一个，有的时候如果推荐者做的东西不好，可能不给。迄今为止，只有20多位数学家获奖。”

记者好奇地问：“获奖后你走在大洋洲校园里，会有很多人认识你吗？”

“不会。在那边，不要说像我，就是再优秀再有名的教授也都很平凡。澳大利亚大概有十几位英国皇家学会院士，都是到正常年龄就退休。”

同样，汪徐家也不知道学生和同行如何评价他。“我想大概不会有人评价我”，汪徐家摆摆手，很谦虚，言下之意是自己还没那么有分量。

“因为自己原来做的一些工作跟陈省身先生的工作有关系，就把一篇文章寄给陈先生看。陈先生立即发传真邀请我到南开来。”2003年，和许多有前途的中青年数学家一样，受数学大师陈省身魅力的感召，汪徐家来到南开大学数学系并受聘为国家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