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得主朱棣文：决策者凭什么听我的

生物谷

    从贝尔实验室向诺贝尔迈进

    贝尔实验室是朱棣文学术生涯中重要的一站。1978年秋，朱棣文与20多个初出茅庐的年轻科学家来到这里，他在这儿一呆9年。

    “除了最喜爱的研究，我们没有义务做任何事。研究科学的喜悦和激动洋溢在大厅里，拥挤的实验室和办公室让我们彼此接近并关注每个人的进展，热烈的讨论通常在研讨会上和午餐会时进行,延续到网球场和各种聚会，气氛热烈得停不下来。”

    学科交叉和“团队科学”，是贝尔实验室文化的一部分，这里陆续走出了15位诺贝尔奖得主。而他现在所在的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先后有1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朱棣文把他理解的个中奥秘写在幻灯片上：

    “个人发挥天赋；科学方向由集体智慧引导，由熟悉且具有专业知识的顶尖科学家进行管理；鼓励大胆的方法，允许失败，但失败要很快过去，并且勇往直前。”

   1983年秋，朱棣文被任命为贝尔实验室量子电子学部的负责人，可他戴着黑框眼镜、穿着黄色T恤的样子却像一名研究生。此时他的研究兴趣已经扩大，设计完一种新型的电子能谱仪后，他与同事阿瑟·阿什金博士和技术员一起开始了激光冷却实验和俘获原子的一系列实验，发明了著名的“激光镊子”，并从那里一步步向诺贝尔迈进。他精湛的实验技巧被同行誉为“一种技术上的杂技表演”。

    1987年，朱棣文结束了“各方面几乎完美”的贝尔实验室生活，去斯坦福接替一个教职，部分原因是“培养科学后代的愿望变得日益强烈”，这愿望源自他的导师金·康明斯。

   泰德·盖伯勒，斯坦福的一位著名物理学教授，也是从伯克利到贝尔到斯坦福，这样形容他们相似的动机：“在一所大学最好的工作是跟学生打交道，他们有干劲、思想开放、头脑自由。他们相信权威，但最终会明白，课本和老师不是万能的。然后，他们开始独立思考，再然后，我开始从他们身上学习。”朱棣文说，他在斯坦福从学生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他最重要的工作，如完善偏振梯度冷却的细节，发展原子喷泉钟和原子干涉仪，完成一种基于拉曼脉冲的激光冷却的新方法，都是在斯坦福与学生一起合作完成的。

    所以，面对中国大学生，朱棣文说：“要说有什么不足，可能是你们比较恭敬、崇拜权威。但更重要的是学会批判性地思考，要敢于怀疑前人，像那个刚进哈佛就对校长说‘我跟踪了几年您的数据，我发现它们有错’的一年级新生那样。人脑不是容器，不是往里填东西，而是要不断问自己：这东西——也许是家长要求的，也许是老师塞给你的——它对我有意义吗？这是我成长的体会。”

    科学家的忠告未必奏效

    人物周刊：我注意到，这是过去三四个月里您第三次谈论能源问题，包括供水失调。当您演讲这些的时候，距离您祖籍地太仓不远的太湖边的两座城市正在经历因蓝藻爆发引起的自来水污染。这意味着，当你们在谈论风险管理的时候，我们在启动应急管理。所以对中国而言，您是否认为在讨论能源危机之前首先应该讨论环境污染的问题？

    朱棣文：经济发展带来许多问题，很多国家在它的发展史上都经历了：一开始发展得非常快，然后出现空气污染、水污染，危害市民；然后他们会说，哦，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误。就像父母对孩子说：“我曾经犯过一个错，我应该做得更好。”  孩子们听到了，但长大后犯了同样的错误；然后他们又这样告诉他们的孩子，但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本不该这样，但到目前为止，就是这样。这样的事已经发生在1680年的英国、后来的日本，乃至每一个国家。

   人物周刊：您认为现在科学家对决策者和商人的影响力是在增强，还是在减弱？

    朱棣文：这要视情况而定。科学家能告诉人们做某些事是不健康或者不明智的，比如吸烟会导致肺癌等很严重的疾病，但政府、商人、公众并不完全按照科学的方法来办事。烟草公司最后靠香烟赚了很多钱，虽然政府一直在强调吸烟的危害。烟草商赚钱、纳税，政府也赚钱，事情就是这样。

    我现在可能对政治决策者有些影响，我也在试着这样做，比如在能源问题上，我可以做一个科学报告，试着向他们解释，潜在的危险是什么。但这里有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不听别的科学家而要听我的意见？

    我只能改变一点点。我只能说这些事情是危险的，你得缓一步。我说的也不是100%正确，可能是75％～80％。你不得不承认这确实很难。

    科学，是表明事情将会如何发生；而科学家，我认为他的责任是：告诉人们将要发生什么。

    人物周刊：如果有一天，您的科研成果被用于非正义事业，比如原子弹，您会苦恼吗，像晚年的爱因斯坦那样？

    朱棣文：我不认为爱因斯坦为他的原子弹而苦恼。

    人物周刊：他有苦恼。以塞亚·伯林在《爱因斯坦与以色列》那篇文章中提到这一点。

    朱棣文：哦，是吗？我认为很多科学家没有认清方向。想想今天在生物学领域发生的事，你可以用它来为人类造福，制造更好的药物或用于转基因农作物，也可以滥用它，制造可怕的生化武器。我从事的科学也面临同样的情况，我希望我正在进行的和努力去做的不会被用于做坏事，如果有人错误地利用它，我会感到很遗憾。

    事实上我认为这不是科学家的问题，这和政治家、决策者更有关联。科学家的职责应该是去发现世界是怎样运转的，人类应该比老鼠更好奇世界的运转奥秘。尽管一些人利用科学做坏事情，我们仍然应该看到，毕竟人类对科学的利用不像50  00年前了。

    人物周刊：生命过半，对您来说，接下来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朱棣文：(开玩笑)变成一名高尔夫选手？不是啦，我将继续我的研究。

    别把大脑当容器

    人物周刊：当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有没有跟父母一起回忆您的成长过程，讨论一下什么是“好的教育”？

   朱棣文：是的，家庭教育非常重要。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大二的时候，做教授的父亲对我说：“你在拿到博士学位之前不许结婚。”所以这是非常难的一段青少年时光，父母在意的是，你要学知识。

    我哥哥一贯成绩非常好，老师和父母都用他来对照、鞭策我，所以曾有两个月时间，我拒绝去学校。我是我们家族中学位最少的，我只拿到一个博士学位，他们都有好几个博士学位，我哥哥在普林斯顿，两个堂兄在哈佛，另一个在布尔莫林学院。我的上两代，外公在科内尔拿到土木工程高等学历，父亲是化学工程博士，母亲是经济学，所有的舅舅和叔父都有科学或工程学博士学位。在我就要进入大学的时候，我安慰自己得走出杰出家庭的阴影，做一名默默无闻的学生。

    我一直感激母亲，困惑的时候我至少可以跟她沟通。小时候我常常把客厅堆得乱七八糟，自己做发电机什么的。她从来不说“你得把那些垃圾扔掉”。我想，好的教育应该是让你自由寻找那些对你有意义的事情，而不是把人脑当成一个容器，往里填东西；好的教育还在于让人批判性地思考，敢于质疑前人，这也是我在中国学生身上发现不足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