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得主朱棣文：决策者凭什么听我的

生物谷

    好的教育应该是让你自由寻找那些对你有意义的事情，而不是把人脑当成一个容器，往里填东西；好的教育还在于让人批判性地思考，敢于质疑前人，这也是我在中国学生身上发现不足的地方

    本刊记者  李宗陶  发自汕头

    直到看见学生手工制作的那些个大家伙：风能/光能互补发电机、可以爬坡的坦克、电机故障诊断机，这个59岁的男人才眼睛一亮，脸上现出孩子般的好奇，似乎很想伸手去摸。这之前，那些略显冗长的介绍，并没有引起他太多兴趣。

    7月5日，朱棣文行走在汕头大学，顶着一蓬灰白相间的头发。

    “西藏冰川正在以每年1.2米的速度减少；1860年以来最热的20年中，有19年发生在1980年之后；2  005年可能是1000年来最热的年份；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是大气中太多的碳，今后30年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将比现在增加3倍以上……”过去的几个月里，朱棣文一直在讲“能源问题：我们该如何解决”。制作精良的幻灯片中，不仅有最近的数据及图表，也有几年前摄于北京的喷吐黑龙的大烟囱和沙尘暴街景。

    2004年8月1日，朱棣文离开了任教15年的斯坦福大学物理系，出任位于加州的美国能源部下属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主任，领导一个名为“太阳神”的计划，研究如何利用生物将太阳能转化为能源，即未来的生物燃料。

   “在我的学术生涯里，我已经很多次改变研究方向。我总是对学习全新的事物充满兴趣。”朱博士对着汕大学生重复他的成长故事：从败家子到诺奖得主，底下座无虚席——人们总是热爱传奇。

    陶醉于费曼的物理学魔法

     “我父亲朱汝瑾在1943年来到美国马萨诸塞州技术学院继续他的化学工程学业，两年后，母亲李静贞到那儿学习经济。1945年父母结婚时，中国正处于内战时期，他们决定在美国生活。我哥哥生于1946年，那时父亲刚要结束MI  T的学业；1948年我出生，那时父亲在华盛顿大学教书；我弟弟出生时，父亲刚刚在布鲁克林工艺学院获得教授职位。”

    幼儿园时代的朱棣文喜欢积木、组装塑料飞机或军舰模型。小学四年级时，他成天捣鼓那些用途不明的设备，常常在起居室的地毯上堆满半成品的金属支架、细小的螺帽和螺钉，他的目标是：实现零件数量及尺寸的最佳设计。

    渐渐地，他的兴趣扩展到玩化学。他从午餐费里节省出一笔钱买材料，跟一位同学用自制火箭做实验。有一年夏天，他们还检测出邻居家的油过酸会使食物丧失营养成份。毫无疑问，朱棣文从小就显露出动手的天赋。

    这并没有给他带来好分数。他没考进常春藤联合会的名牌大学，而是进了罗切斯特大学。在父亲眼里，他不如在斯坦福医学院的哥哥朱筑文。

     有两个重要人物影响了他，一个是高中物理老师托马斯·米勒，另一个是理查德·费曼。“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得米勒先生是怎样介绍物理这门课，怎样处理一个简单的问题，比如物体由于重力而以加速度下落。物理要解决的问题不如人文学科来得宏大，但从推测到实验到观察，想法可以变成理论，即你可以通过最终的仲裁人——实验来获得智慧。”

    进入大学，朱棣文的求知欲爆发，而费曼的《物理学讲义》开始向他施展魔法。“费曼让物理看起来如此美丽，他对物理的爱贯穿在书上的每一页。如果不是他的演讲，我肯定会放弃物理。”因为朱棣文的数学也非常出色，物理和数学最后折中成一个理论物理的方向。这时候，他的英雄是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以及当代伟人费曼、盖尔曼、杨振宁和李政道。

    多年之后，朱棣文反思道：“可悲的是，我已经忘了米勒先生重要的第一课，忽视了实验的重要性，我被引导着去相信‘最聪明的’学生变成理论家，而其余人成为实验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