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文新

生物谷

    毛主席的鼓励成为毕生工作动力

    毛泽东同志在湖南一师附小办学时，陈文新的父亲在那里当教师，他们同住长沙青山祠，陈文新的母亲也姓毛，和毛泽东兄妹相称，亲如一家。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婚礼就是陈文新的母亲帮着操办的。

    陈文新的父亲牺牲时，毛泽东已上了井冈山，从此两家失去了联系。解放后，毛主席多次亲笔给她母亲和姊妹写信，陈文新收到毛主席的第一封信是1951年5月在武汉大学上学时。当时，她捧着写有“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寄”的信时，心潮澎湃、激动万分。信中，毛主席鼓励她们姊妹“努力学习或工作，继承父亲的遗志，为人民国家的建设服务”。现在，武汉大学校徽上“武汉大学”4个字就取自毛主席当年写给陈文新的信封。从此，“为人民国家的建设服务”就成了陈文新一生矢志不渝的追求。

    1951年，陈文新到北京华北农科所(现在的中国农业科学院)作毕业实习，受母亲的嘱托去看望毛主席。

    一个周末的下午，她被毛主席的秘书接进了中南海，受到毛主席全家人的热情款待。当毛主席握着她的手时，她激动得热泪盈眶，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她坐在毛主席的身边，毛主席详细询问了她母亲和家乡人民的生产、生活情况，谈了一些过去的事情。毛主席告诉她，他曾两次去过她的老家炭坡，1930年红军打长沙时见了她母亲一面，得知她父亲牺牲的消息。

    毛主席深情地对她说：“你父亲是个好同志，他为人民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要学习你父亲的精神。”毛主席知道陈文新在武汉大学学农，很高兴，鼓励她好好学习，并在她的笔记本上写下了“努力学习”4个字。陈文新3岁就失去了父亲，没有享受过父爱，毛主席的亲切接待使她受到了胜似父亲的关怀和爱抚，她感到无比幸福，并决心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努力学习”，为人民和国家服务。

    1954年，陈文新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留苏预备班学习即将结业的一个周六下午，毛主席的保健医生王鹤滨(当时也在预备班学习)受主席委托，带陈文新到毛主席家做客。路上，王鹤滨告诉她：“毛主席对我讲，你是在武汉大学学习土壤农化的，很有志气。”

    这次接见长达6小时。陈文新先在李敏、李讷等几个孩子的房间里坐下。她看到，房间非常简陋，家具都是湖南农民家陈设的：一张古旧的有四根方柱的深褐色木架大床，一张同样古旧的四方桌，几条板凳及几把矮小的木靠背椅。这对陈文新来说太熟悉了，她好像回到了湖南老家。

    在陈文新凝神遐想时，毛主席走过来，紧握着她的手，向他的孩子们介绍说：“认识她吗？1951年来过的，在武汉大学学农的，你们长大了也要学农。”可能是认为陈文新大学毕业了，应该懂得农业了，所以，毛主席这次和她谈的都是农业方面的问题，问她全国有多少人学土壤学；中南地区土壤如何改良；如何提高农业生产水平，等等。在回答毛主席提的土壤改良问题时，陈文新谈了从书本上学到的有关苏联草田轮作制的原理和做法。毛主席说：“我国农民一家才几亩地，拿去种草，人吃什么？再说畜牧业不发达，种了草干什么用？”

    当时，陈文新为自己脱离实际之谈感到很愧疚，但毛主席简单的话语却让她懂得了脱离中国国情照搬苏联是不行的，理论必须联系实际。毛主席这次当面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诲成了她一生工作的指导思想。从和毛主席的谈话中，她体会到主席是何等重视我国农业的发展!他希望有更多的青年人积极学习农业科学，充分利用自然资源，提高我国农业水平。毛主席对她学农的鼓励和对农业工作者的期望，成了她一生学习和工作的动力。这也为她以后坚定不移地从事农业研究奠定了思想基础。

    恩师的“安贫乐道”坚定了作分类研究的信心

    陈文新选择根瘤菌作为研究方向，是因为这类菌具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它们与豆科植物共生，在其根部形成根瘤，像一个个小氮肥厂，将大气中的氮气还原成氨，供植物做肥料。但是，在研究过程中，陈文新还是遇到不少思想障碍。比如有些领导部门不支持根瘤菌的研究，说“根瘤菌是老掉牙的问题，有什么好做的？”另外，受传统细菌分类工作的影响，认为分类工作枯燥无味，学生们不感兴趣。再加上，当时的遗传学、基因工程等都是科学研究的热门，对人们很有诱惑力，有的同学也建议她改作遗传学研究等。经过认真考虑，她最终认识到根瘤菌资源的重要性，而要作资源就必须作分类；否则，搜集的资源再多，不认识它，也无法应用。在她开始这项工作之初，她的老师陈华癸院士对她说，“做分类要‘安贫乐道’”。“安贫乐道”，这句富有哲理的话语使她坚定了作分类研究的决心。她坚守这个信念，不辞辛劳，耐住寂寞，坚定不移地做了下去。

    陈文新说，“安贫”不难做到，苦行僧也还可以，可是怎么才能“乐道”呢？也就是说，怎么才能对工作产生兴趣呢？因为没有兴趣，工作是坚持不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