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生物学家王磊团队的创业基因

生物谷

    但10多年来，它的基因“密码”仍然未知。

    3年前，从澳大利亚留学归来的王磊跟刘如林教授交流时，敏锐地感觉到这种长杆状的单细胞生物潜在的科学价值。于是，他与刘如林组成课题组，运用国际先进的基因组学和蛋白组学方法，深入系统地研究“NG80—2”。

    他们从中发现了一种关键的生化酶，能帮助细菌将重油的主要成分——长链烷烃降解为小分子。这是国际上首次对长链烷烃(俗称“重烃”)的微生物降解途径做出鉴定。

    令人兴奋的是，NG80—2能够大量产生这种生化酶，课题组将其命名为“长链烷烃羟化酶”，同时还得到了分离和富集这种蛋白的简单方法。

    在论文中，王磊等人称这种蛋白是对付石油污染的“理想候选者”。早在上世纪90年代，大港油田的现场试验就表明NG80—2可有效提高采油率达6.6%。

    研究组的同事们为这项发现自豪，王磊告诉他们，只有永远走在前沿，才是应有的学术追求。他和团队已经开始了破译另一种采油微生物的基因组。与NG80—2不同，这是一株低温采油菌，可在8到20摄氏度的条件下存活。

    4年前，美国夏威夷大学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和生物信息学研究中心主任阿兰教授找到王磊，希望与南开大学泰达生物技术学院联合实施“木瓜基因组测序计划”。这是我国科学界继参与人类基因组和超级杂交水稻全基因组破译后的又一项大型基因组破译，也是世界上首次对木本经济作物全基因组进行破译。

    这次走在前沿的国际化合作，又为王磊团队赢得了另一个机会。南开大学泰达生物技术学院与美国、新西兰、智利的多家在极端微生物研究领域具有实力的机构，发起成立了“国际极端微生物合作项目”，利用各国资源，以极端环境下的微生物为模式，探索原始生命与现代生命的关系。

  融入

    智慧在合作中迸发

    正是为了“永远走在前沿”，上世纪80年代中期，毕业于南开大学生物系，并在天津工业微生物研究所工作后，王磊远赴澳大利亚，学习国外先进的生物技术，1992年获得悉尼大学微生物学博士学位。

    然而，2001年底王磊的一个决定，曾让很多朋友以为他已背离了这个信条。这一年，王磊接受母校的邀请，归国任教。

    国内是什么状况？长期在海外的王磊，没法跟朋友解释清楚。从1997年开始，他每年都回国讲学一两次，但毕竟只是走马观花式的访问。

    而在国外，他不但有世界著名的导师，而且已担任澳大利亚微阵列研究中心微生物检测芯片的负责人，还曾任国际经合组织和美国农业部农业研究中心研究员，成为微生物基因组学领域较为活跃的青年科学家。他在悉尼大学所负责的实验室，研究成员已有七八个人。

    “那时候，国外人员觉得中国什么都不行，国内的科学基础不好，回去只会耽误学术生命。”
    事实上，王磊尚未回国之时，天津市和南开大学就已为他的一个生物芯片项目立项，并提供了120万元的经费。

    凭什么？当年担任王磊班级辅导员的冯小品，如今是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党委书记。她说，几年前学院师资一度青黄不接，人才断层，讲台上“一片白发苍苍”，很多课程因为一批教授的退休而被取消。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改革开放后，南开大学生物系出国的毕业生近2000人，相当于目前在校的本科、硕士、博士生总数！

    “我们的发展在于未来，而有了人才才有未来，才有一切。”冯小品说。王磊有一次回国进行比较基因组学的讲座，引起学校的重视。随后，天津市和南开大学为引进王磊付出了极大的热情。

    2002年，到南开大学泰达学院建设实验室的王磊吃了一惊，学院没有给他配备行政人员，只是提供了几层楼的空房，他问负责人：“有很多事需要做，没有人怎么办？”

    答复是：“你需要什么，列个单子，别的不用管了。”王磊将信将疑，提交了实验室建设的设计方案、采购设备的明细列表、安装调试的细则要求等。

    学院马上安排出经费，在很短的时间内，设计装修实验室，与厂方联系购置设备并安装完毕。课题组需要使用澳大利亚国家生物信息学中心的数据库，网络流量相当大，学院立刻安排，课题组得到了全院网络夜间支配权，畅通地与澳方交换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