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承鲁先生的未了心愿

生物谷

        因为知道我对邹承鲁先生作过多次推心置腹的访谈，手中还握有不少经他亲自审核改定的文稿，在邹先生去世后的次日，就有人问我：“邹先生可有什么遗愿？”

        我觉得不适合由自己来回答这么沉重的问题。虽然潜心研究他四年，可以说与他相知很深，但邹先生离开人世的时候，毕竟我没能守在身边。但如果谈到他晚年的牵挂、未了的心愿，我还是可以站出来说一些话。

        我想，在最后的日子里，邹先生想得较多的应当不会是某个具体的科学问题。虽然科学研究是他的快乐之源和毕生的兴趣，他也因此而在这个方面取得了很多重要成就，获得了包括两次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四次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在内的众多奖项，但在两三年前他就跟我谈过，如果一个学术思想足够好，自然会有后人来继承，在一线科研方面他已经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东西了。

        也应当不是如何使中国科学走向世界的问题。从改革开放起到上个世纪末，他就这个问题做了大量的工作：推动我国的专业学会重新融入国际社会；反对限制出国留学；倡导我国科学家尽量把优秀成果发表在国际知名刊物上……其中每一项都很有影响。应当说，他做得相当成功，以他为代表的一些学者确实已经成功地使中国科学家走向了国际舞台，到那儿去接受摔打。虽然这件事情的深远影响还未完全显露，但毫无疑问，这是他对中国科学的发展所作出的一个重要贡献。

        就我对邹先生的了解来看，如果说这位很少想到自己、一心渴望我国科学健康发展的老人在弥留之际还有什么牵挂的，那么一定是两个问题：学术腐败问题和科研效率问题。

        学术腐败问题

        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邹承鲁就敏锐地注意到了科学界的一些不端行为，并冒着威胁、顶着压力对一些违规者进行了尖锐的批评。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又两次领衔在社会上发起了关于科学道德问题的讨论。进入21世纪之后，他更是每年都通过写文章、发表演讲、接受媒体采访等形式，提醒公众注意这方面的问题，或者直截了当地去谴责那些违规者。他批评某些科研工作者的自我炒作行为，却无意中使自己也成了媒体关注的对象。

        但不尽如人意的是，尽管有他和其他一些有识之士多次在媒体上大声疾呼，我国的学术腐败问题仍愈演愈烈。不少违规者不但没遭查处，反而被提职或获得更多的经费，而一些以科学为幌子的商业骗局在被揭穿后照旧风靡全国。认识到那些腐败事件会败坏学术诚信风气，从而对中国科学的健康发展产生倾覆性的影响，他变得越来越焦虑，有时还流露出明显的失落感。一直到最后一次住院的前夕，已经十分羸弱的他还在关心这方面的问题，还在《民主与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必须严肃处理学术腐败事件》一文。

        科研效率问题

        如何提高我国的科研效率是晚年邹承鲁关心的另一个主要问题。2004年11月，他和饶毅、鲁白联名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轰动一时的《中国科技需要的根本转变》一文。实际上，在这之前一些年，出于对我国的科研效率太低、极少产出基于创新学术思想的突破性成果的忧虑，他就已经写过《拯救基础研究，引入竞争机制》、《当务之急在于提高效率》、《重视基础研究，鼓励自由探索》、《切盼杨振宁的预言能够实现》、《科学与技术不能合二为一》等与提高科研效率有关的文章。而自2004年12月他们的倡议受到强烈反弹，他本人亦遭到“劳克伟”(老科委)们的暗箭中伤之后，他更加加强了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并在《民主与科学》、《新京报》等杂志、报刊上发表了一些相关的访谈。临去世之前，他还在构思一篇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署名文章，可惜的是，这项工作最终未能完成。

        科学家才是科学界的主人

        那么，该如何去解决科研效率低下、学术腐败流行的问题，或者以邹承鲁的话来说，该如何去治疗“人治加上科学腐败”这两大中国科学发展的“致命伤”呢？他本人对此有哪些尚未充分发表出来的思考？

        解决问题首先得明了问题的症结之所在。公众、政府官员、媒体从业人员、企业家的科学素养普遍较低，很多科学工作者自身的学识、努力程度和创造力不足，一些科学家缺乏真正的科学精神，还有少数科学工作者道德素养低下，等等，都是导致上述问题的原因。但邹先生认为，其中最为关键的，不是认识和道德，而是体制问题。体制鼓励什么，就会发生什么；适合什么现象出现，就会出现什么现象。旧有的由行政领导垄断绝大部分资源的计划体制或者说官营体制是导致这两个紧密相连“致命伤”的根源。

        如果领导科学的官员目光不够远大，中国的基础研究就得不到足够的支持。如果他们的科学素养不够，中国就会有很多弱智的骗局(譬如“水变油”、“永动机”、“特异功能”、“核酸营养”等)流行并得到支持。他们希望中国的科学能在自己的任期内立竿见影地取得重大突破，就会有很多学历不低但科学素质不高，也没有实在贡献的人整天围绕着他们转，吹嘘自己如何有能耐、有成就，以谋求获得他们的青睐和资助。他们好面子，于是得到过他们支持的那些人即使后来未能完成先前夸口的项目，或者丑闻遭到了他人的揭露，也往往能脱离媒体的批评、保住已获得的权力和资源，从而在社会上造成更坏的示范性影响……

        所以，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由真正搞科学、懂科学的人来管科学”，变官营体制为竞争优胜体制，使一般行政管理人员退出科学的决策舞台，而让科学家成为科学界的主人。

        邹先生认为，政治和科学应当分离。政治领导人可以依据社会需要，参考科技界领导及专家意见，决定或影响科技与国家和社会有关的全局层面，但不宜随便批条子，替科学共同体决定该向哪个具体的项目投钱、该支持哪一个具体的科学家、该登谁的论文，以及哪一类研究不该做、哪一些人不该批评、哪一些争鸣性的学术论文不该出版，等等。那些具体的科学问题应当由科学共同体来自行决定。

        学术腐败之所以难治，主要在于有行政领导去捂盖子。如果教育部反对学术腐败的指导思想——“对学术不端行为的举报，发现一起，调查一起，处理一起，曝光一起”——真能落到实处，每一个被发现的违规者都会受到应有的惩罚，就没什么人敢违规了。邹先生相信，只要足够的公开化、透明化，学术界完全可以自己清污。

        邹先生的这个思想是一贯的。事实上，早在1957年的时候，上海的《文汇报》就已经报道过他类似的提法：“科学院生理生化研究所研究员邹承鲁在发言中提出要求科学家治院，他指出科学院发生许多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能够实行科学家治院的原则……”

        但愿我们能尽快解决好上述两个问题，使我国的科学能够健康地发展。那将是对邹承鲁先生在天之灵的最大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