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承鲁与30年前的两起学术腐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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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承鲁与30年前的两起学术腐败事件

邹承鲁院士是我国著名的生物化学家，曾任中科院生物学部主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理事长等职。由于在胰岛素人工合成、蛋白质化学结构与功能关系等方面的贡献，曾两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四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在从事科学研究的同时，邹先生还十分关心科学道德问题。为在我国建立一套良好的科研规范，他不但就此提过很多建议、做过很多演讲、写过很多文章，还与许多违规者进行过激烈的战斗……

邹承鲁是个干净、利落、非常厌恶口罗嗦的人，甚至年过八十之后，在讲课或演讲中也没有车轱辘话。但是，对于“不能自我夸张宣传”等几条简单而基本的科学道德规范，他却在不同场合，通过写文章、作演讲、接受采访等方式，作了数不清多少次的阐发。谁让他奉行“知而不言是种罪”的人生态度，而中国则不断出现公然违背科学道德的丑闻呢？！

为了捍卫科学的尊严、建立良好的科研风气，邹承鲁不得不多次放下心爱的研究，与那些具有通天手腕或善于蛊惑人心的违规者进行针尖对麦芒的战斗。

就他的记忆所及，他批评的第一个对象是喧嚣一时的刘亚光。

刘亚光事件

现在，“刘亚光”这个名字已经鲜为人知了，但在20多年前，算得上一位名人。此人1940年出生于上海，幼年丧父，由哥哥和寡母拉扯大。1965年从复旦大学毕业，然后供职于农林部检疫所，并于1972年底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他勤奋刻苦，头脑灵光，知道一些研究热点，但没有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学术根底很差，骄傲浮躁，没有做出过实质性的成果。这样一位并没有显赫背景、业务水平相当普通，又并不埋头苦干的人看来注定是要被湮没在茫茫人海之中的，但他却凭借一种特殊的本领，令自己一度在整个中国范围内妇孺皆知。

他的特殊本领就是“口才”。他不仅仅敢于撒谎、善于摆弄一般人听不太懂的新概念，还拥有一种仿佛无所不知、真理在握的气概。他非常了解听众——对他而言主要是官员和文化名流——的心理，知道他们了解什么、需要什么、重视什么、欣赏什么。结果，几轮话一讲，那些科学素养较低的官员和文化名流就被“忽悠”得晕头转向，纷纷对这位“品格高尚”、“活跃在科学最前沿”、“创新能力非凡”、“已经取得一系列重要成就”，但遭到“大学阀”压制的“青年科学家”肃然起敬，心甘情愿地给他帮忙，为他造势。这个势一直被造到最高层。然后，有中央领导人为他的事而下指示。即使那些指示只是原则性的，也会被他宣传成“中央领导支持刘亚光”。有了这样的“尚方宝剑”，他自然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在所有被刘亚光利用过的人中，投入最深的应当说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作家杨沫。自1978年11月结识刘亚光以来，她不仅多次向华国锋、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王任重、冯文彬等诸多中央领导和铁瑛(浙江省委书记)等地方领导干部上书吹捧他，为他鸣冤叫屈(华国锋在杨沫的信上批示：“请方毅同志阅处，如反映属实应对刘的科学研究鼓励、支持。”参见老鬼：《母亲杨沫》，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第252页)，还为他写了《是这样一个人》、《这个事件出现在正向四化进军的今天》、《不是日记的日记》等文章和书，热情地称颂他，树他为典型，为他打笔墨官司，帮刘亚光联系出版社出书、发表论文等就更不在话下。她甚至还利用自己的能量，促成浙江中医学院在三天时间内，为刘亚光建成了“中国第一个分子医学研究所”……

除宣扬、捏造自己的经历以投合当时的需要，利用别人的同情心，以很高明的方式拍马之外，刘亚光打动杨沫等文化界人士和某些领导干部的，主要是其“科学突破”：他抓住这些老干部岁数大了，对癌症和冠心病异常关注，既重视现代科学，又相信我国传统医学的心理，多次宣称自己在用分子生物学研究中医药方面有重大突破，自己所实验的那些药品对癌症和冠心病有神奇疗效，从而很轻易地博得了他们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