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亚平院士：站在前辈肩上

生物谷

37岁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张亚平一直称自己与老一代科学家相比“是非常幸运的”，幸运地接受了系统的教育，幸运地进入科研殿堂并出国深造，幸运地得到院长特拨经费回国发展，幸运地当选院士……

“恰逢其时，感谢改革开放，我接受了正规的基础教育和系统严格的高等教育。中小学时代就开始受《科学的春天》、《哥德巴赫猜想》的感召，加上整个社会对科学的尊重和重视，我走上了科研之路。”来北京开会的张亚平抽空在晚上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1986年张亚平从复旦大学毕业后，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投在了著名遗传学家施立明院士的门下从事动物遗传学研究。“当时我十分喜欢遗传学。大学毕业之前，我查了些文献，觉得施立明老师的研究工作做得非常出色，他领导的实验室是国内动物染色体进化研究做得最好的。云南又是动物王国，条件得天独厚。”

那时，施立明敏锐地注意到国际动物遗传学的生长点在分子水平，决定在实验室开辟分子方面的研究。因为张亚平的专业是生物化学，有着分子生物学方面的训练，于是被导师选中在实验室开辟这一新的研究方向。一个大学刚刚毕业的青年，肩负着恩师的信任与器重，从零做起，开始探索新的实验领域。由于条件太有限，经费又少，起步十分艰难，甚至没有做DNA实验最基本和常用的微量移液枪，张亚平就用微量注射器和烧杯。若干个烧杯摆在那里，每取一次样品，就需要通过逐级清洗的办法清洗微量注射器中的残留物。国产的紫外透射仪，首先需要解决拍照中灯管比DNA条带更强的问题。用近乎原始的方法与凑合的设备，年少的张亚平开始了分子水平的研究征程。

通过完成“猕猴属的线粒体DNA多态性研究”等课题，实验室分子方面的研究逐渐受到同行的关注，张亚平也有了新的起点。“当时条件有限，订分子生物学试剂所需要的时间常常以月为单位计算，整个条件都不配套，做实验较慢，实现一个目标不容易，需要动脑筋想办法。这段经历对我后来的研究发展很有帮助，很有价值！”

1994年，张亚平的启蒙导师施立明院士病故，他创立的“细胞与分子进化开放研究实验室”一度失去了掌舵人。当时张亚平远在美国圣地亚哥动物协会做博士后研究，在生物多样性研究上有着自己的见解，又汲取了西方生物科学研究的思想，自然成为实验室新舵手合适的人选。

可是当时实验室的设备条件比较差，如果回来无法继续其研究工作，那回来的意义又体现在哪里呢？张亚平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到北京拜访科学院领导争取获得支持。

在科学院一些领导和同志的帮助下，张亚平又一次幸运地“得到”了周光召院长的“十分钟”的接见机会。在某种意义上，这次面谈差不多决定了张亚平以后的科研道路。“以前没有拜见过任何大领导，感觉需要仰视的人，现在要面对面，很紧张。去见院长之前，我事先准备了一些有关的材料。”事隔十多年之后，张亚平笑着描述，“没想到，尽管周院长是物理学专家，但问生物学的问题却很专业，立即拉近了距离，我很快就放松了。”惺惺惜惺惺，原定十分钟的谈话大约持续了一个小时，在当时科学院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周院长当即决定拨给张亚平15万美元，“15万美元，在当时我看来，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了！士为知己者死，我必须把工作做好！”

于是，1995年张亚平又回到中国，回到家乡云南，蓄势待发，开始了他的新一轮起跑。

“人是要懂得知遇之恩的！对导师施立明院士如此，对周光召院长如此，对诸多帮助自己的前辈老师都是如此！我们的前辈们奠定了一个很好的科研基础和科研传统，我们是站在他们肩膀上的；而‘文革’造成了人才断档，需要年轻人快速成长接上前辈们的班，因此我们这代人非常幸运，虽然条件差一些，但机会却特别多。而现在我们的学生则没有这么幸运，面临更加剧烈的竞争。当时我在导师施立明院士的指导下开始了严格的科学训练，他对科学的执着、他的严谨、一丝不苟，很多好的工作习惯对我影响很大。一个实验室、一个研究所的传统和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怎样的工作态度，怎样的科学精神，会相互影响。老师对学生的影响非常大，甚至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此，老师不仅要考虑实验室的发展，同时也要考虑学生的前途与发展，希望在于年轻人。”科学知识需要人来传承，优秀的科学精神更需要传承而不是断档。

“我现在带了不少学生，尽力为学生创造更好的条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希望他们能超过我，否则就是我当老师的失败。现在有些学生的工作已大大超过同时期的我，我很欣慰！大家经常在实验室没日没夜地干，但我们也不时组织大家出去玩玩，调剂一下。我并不主张书呆子型的，希望学生们会工作也会玩，工作时要专心投入，玩的时候也要玩得尽兴、开心！我认为每个人的力量都有限，但集体的力量却是巨大的，实验室的合力使微薄的自己变得强大，那种高兴无法用言语表达。”

张亚平十分重视团队的建设和青年人才的培养，强调奋发向上、勤于思考、勇于探索、允许争鸣、相互协作帮助、共同发展的精神。在他的指导下，一批研究生茁壮成长、分别获得了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中国科学院院长奖学金特别奖、优秀奖等各种奖励。张亚平带领他的科研团队，面对与发达国家和沿海发达地区的条件差距，立足于西南的少数民族和动物资源优势，通过重要的科学问题与特色资源的有机结合，逐渐形成具有竞争力的研究特色，迈入了生物多样性国际研究的前沿。2002年，他因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研究中取得突出贡献而荣获第三届国际“生物多样性领导奖”，这是国际上专门针对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研究这一新兴学科领域设立的重要奖项。

“我们这代年轻科学家也许并不都像过去宣传中的那种传统形象，既热爱工作、也热爱生活。除了实验室的工作狂，我还是旅游的热爱者、中学的百米冠军、学校比赛中乒乓球和篮球等项目的选手、扑克和陆战棋的战士、武侠小说的迷恋者等！”一口气说完，看着记者诧异的眼神，张亚平仰着头笑了。

更有趣的是2000年，张亚平和他的研究小组用DNA鉴定技术为一头小牛犊确认了“亲爹”，轰动一时。早在1999年5月，昆明市石林县农民赵文兴丢失了一头灰色的小黄牛，四处寻找后，发现同村的毕万福把自家的小牛牵回了家。两家人都声称是自家母牛生的，“牛官司”闹上了法院，法官也难断案。法院委托中科院昆明动物所进行“亲牛鉴定”。张亚平和他的研究小组刚好在从事家畜起源和遗传多样性的研究，成熟可靠的DNA鉴定技术很快鉴定出小牛犊是赵文兴家的，牛官司终于了结。

当记者问张亚平当选院士意味着什么，张亚平没有一丝犹豫，“这是前辈对我们后辈努力工作的鼓励，对我们取得一点成绩的莫大肯定。但这也是一个新的起点，需要我把工作做得更好，才能与院士这个荣誉相吻合，对得起前辈们的鼓励和信任；同时意味着更多的责任，推动我国相关学科领域的发展、培养更多的年轻人，带领实验室、研究所追求更高的科学目标等。”

在采访过程中，张亚平一直对自己的天赋和勤奋只字不提，只是强调自己幸运，在社会发展迅速、经济条件渐好、需要和重视科技的时代得以迅速成长。张亚平自身的努力和所处的时代造就了这样一位一步一个脚印踏实向前的年轻院士。

张亚平，分子进化生物学和保护遗传学家，1965年出生于云南昭通，2003年当选院士，现在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工作。学术贡献：致力于研究动物和人的进化历史和遗传多样性，澄清了若干脊椎动物重要类群系统与演化中的一些难题，阐明了亚洲人群进化的一些规律，揭示了一些基因和基因家族的起源进化及其与生物适应的关系，证明了东亚在家养动物起源中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