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院士“盘点”医学科技
日前，在为期3天的中华医学会第23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成立9 0周年庆典上，三位国内知名医学专家成为会场内的焦点——在举行的专场学术报告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陆道培、中国科学院院士强伯勤、中国工程院院士秦伯益分别就临床医学的重要进展、2020年中国医学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战略研究、社会政治状况与科技发展等主题作了精彩演讲。他们高屋建瓴的视角带给医学工作者很多思考。
主讲人秦伯益（军事医学科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主题思想束缚、社会浮躁和创新贬值是我国科技进步的大敌
科技进步以思想解放为主导
科技发展的过程也是思想解放的过程
秦伯益院士指出，科学技术的进步经常以重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主导，后者带来的政治民主和学术自由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需。科学中心不会出现在封建君王的文化专制时期，也不会出现在对领袖人物个人崇拜的年代。在中国，社会政治状况对科技发展的影响在建国后表现得非常清楚：1950～1959年科技成果呈指数增长，每隔1.6年成果翻一番；1959～1962年进入非常时期，科技成果呈困难的饱和增长；1963～1965年科技成果又呈指数增长，每隔1.4年成果翻一番；1966～1975年又进入非常时期，科技成果几乎呈零增长，1976年以后科技成果再度进入指数增长期，增长率基本上与世界水平相近。
科技浮躁是社会浮躁的反映
科技浮躁与科技评估导向有关
科技浮躁呈现“五同”现象
近年来科技界表现出的浮躁现象也令人忧虑。秦伯益院士认为，通常浮躁起源于政治浮躁，接着导致经济浮躁，当进展到科技浮躁时则是整个社会浮躁的全面反映。他说，我们曾在政治上浮躁过，政治上为此付出代价；在经济上浮躁过，经济上为此付出代价；现在科技上也浮躁起来了，同样也将付出代价。科学研究中的急功近利、夸大成绩等现象已屡见不鲜，有的为了追名逐利，甚至已发展到抄袭剽窃、弄虚作假等学术腐败的地步。而与浮躁现象密切有关的是科技评估的导向，过去不进行评估，不好；现在搞烦琐的评估也不好。评论文、评学位、评基金、评成果、评级别、评职称、评职务、评课题、评项目、评单位、评院士等等，没完没了。有的要一级一级逐级评，有的要一年一年逐年评，不知浪费了多少时间和经费。必要的评估是有促进作用的，但烦琐评估带来的争名利、不团结、送礼金、走后门等不正之风却愈演愈烈。科学评估应该靠社会实践的检验，长官意志、专家武断、媒体炒作都应在必须改革之列。
秦伯益院士形象地总结出了“五同”来为科技浮躁画像：在申请、论证项目和基金时同心同德；在初期规划阶段同舟共济；在申请成功拿到基金后开始同床异梦；当研究出现了成功的苗头、取得一定进展时就开始同室操戈；争来争去的最后结果是同归于尽。他认为，中国人传统的那种“盯住上家、卡死下家”，“我不胡你也别胡”的“麻将文化”已经到了应该彻底摒弃的时候了。他呼吁，目前条件下，在一如既往地为科技发展营造良好技术平台的同时，更应构筑必要的精神平台，健全合理的制度平台。
科技创新切忌“盲目”，流于庸俗化
科技创新要有政府的领导和支持
前苏联的教训要吸取
就整个科技发展而言，创新是灵魂，但秦伯益院士相信，并非人人都能创新。很多工作是常规服务，应按规范保证质量，而不是处处都要创新。他认为，之所以要如此强调，是因为我们过去习惯于搞运动，平时惰性十足，运动一搞就全民折腾起来。科技创新，尤其是原始创新是非常严肃的事，有着严格的评价标准。在关键的问题上，要为关键的创新人才提供充足的条件，长期坚持以取得突破，而不是一哄而上。那种处处创新、事事创新、人人创新的做法其实是对于科技创新庸俗化的理解，也是科技创新贬值的具体表现。那种做阑尾炎手术非要从左下腹切口入路以求“创新”的做法听起来像是一个笑话，但其反映的盲目“创新”的思路却并非个别。
秦伯益院士提出，科技创新要有政府的领导和支持，其作用是按照科技发展的自身规律来领导和管理科技，提供尽可能良好的条件，保证科学民主，贯彻百家争鸣，现代科技必须有政府的支持和运作，实现官产学一体化。但政府的作用绝不是任意干预和包办代替。典型的反面例子就是前苏联——十月革命前，俄国在生理学和医学领域是比较先进的，曾产生过巴甫洛夫和梅奇尼科夫等世界级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然而这之后，苏联政府尽管主观上也想尽快发展科学技术，但经常粗暴地用行政手段干预科技，强制推行一些不成熟、有争议的理论和技术，又给另一些学术观点任意扣政治帽子，结果80多年来再也没有出现过生理学和医学领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甚至连有世界影响的科学家也数不出来，而伪科学却伺机露头、大行其道，其教训是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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