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体制下，做不好也难——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系列报道之一

生物谷

    编者按    4月9日，中国科协名誉主席周光召和科技部部长徐冠华一行考察了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这是一个完全迥异于我国当前科研管理体制的新型研究所，运行仅仅3年便跻身国内同类院所前列，为我国在前沿科学领域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探索出了一条新路。从今天起，我们将推出本报记者采写的系列报道，介绍该所的有益尝试和先进经验，以飨读者。

    北京昌平远郊，中关村生命科学园，一栋砖红色楼宇位于其中。由于人烟稀少，显得空旷宁静，但却暗涌着生命科学研究的勃勃生机。

    叶克穷，一年前他还在美国，正为是否回国踌躇不定，没料选择来这里不到一年光景，就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高水平论文。最近，他多位同伴的科研论文又陆续见诸《科学》杂志。

    一个地处偏僻，刚满3周岁的科研单位，却陆续涌现出国际顶尖水平的原创成果。这就是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体制突破带来的创新效率。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四五年的‘开垦’，在这块试验田上打造出国际一流研究所的雏形。”科技部生物中心主任王宏广告诉记者。

    一个“另类”的研究所

    2005年年底，由国家批准建立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正式挂牌。该所采取改革试点的方式，旨在探索一条与传统科研体制迥然不同的研究模式。

    生命所诞生伊始，就呈现出全新的面孔：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管理和运行机制：聘请国内外一流专家担任学术顾问，包括10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24位国内外知名科学家组成科学指导委员会，学术水平之高开创国内先例；招聘研究人员优中选优，从250多名海外留学人员中遴选了16名优秀人才；力邀美国科学院院士王晓东和耶鲁大学植物分子生物学家邓兴旺加盟，并聘为所长；回国后担任实验室主任的，要求论文不能低于国外发表的水平，任职5年到期，由科学指导委员会匿名评估，不合格者立马走人。

    生科所还给每个实验室配套了足额的科研经费，让科研人员不再为钱头疼。可是，在面向全球华人招聘的时候，有些科研者虽有意回国，但有所顾虑，担心“条件虽诱人，却怕是‘空头支票’，朝令夕改，难以落实。”

    体制突破必须有政策上的保障。在管理运行方式上，该所由国家8个部委组成的理事会共同管理研究所的工作，科技部和北京市政府负责具体实施，并作为资金来源的主要提供者，投入5亿元人民币给予支持，国家发改委也同意以项目形式继续支持，并争取从企业筹措两亿元人民币。

    正是这些政策让海外应聘者吃了一颗定心丸。

    科技部生物中心主任王宏广用“鲶鱼效应”来比喻这种尝试，虽然不一定恰如其分，但出发点是激发创新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