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上海生科院与上海交大医学院共建健康科学研究所

生物谷

        编者按在知识创新工程试点中，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全面贯彻新时期办院方针，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现上海交大医学院）强强合作、优势互补，于2002年推进了双方共建的健康科学研究所的实体化建设。几年来，该研究所组织基础研究科学家与临床医学专家共同打造了一支转化型研究团队，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医学转化型研究模式，摸索出了有效的共建机制，开创了院校合作的新篇章。今天刊登此文,介绍他们的做法和经验。

　　一、科研机构与大学在重大前沿交叉领域有着相同战略布局的需求，而单独依靠各自的优势和力量又难以实现，是双方携手共建新研究机构的根本动因。

　　中国科学院作为我国科技国家队和科技发展的火车头，在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重要科学问题的攻关上，具有很强的集成研究能力，能够发挥技术资源优势和平台优势，迅速动员协调全国最强的科研力量，有针对性的开展跨学科、跨部门的联合攻关；但也难以涵盖一些分布在大学的重要学科分支。例如，在生命科学研究方面，中科院由于缺乏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支撑，使得在进一步推进“人口与健康”的研究目标时遇到新挑战。

　　大学是我国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重要基地，是我国基础研究和高技术领域原始创新的主力军之一，是解决国民经济重大科技问题、实现技术转移、成果转化的生力军。但大学长期以来在科学研究上采取的是较为分散的探索性研究格局，使得其在科技创新方面产生了亟待解决的一些问题。

　　因此，增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大力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各单元之间的实质性合作，特别是国立科研机构与大学的合作，以达到取长补短，强强联合的“双赢”局面。

　　开拓生物医学转化型研究也是新世纪生命科学发展的大趋势，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已告完成和后基因组时代的来临，生命科学的飞速进步不断推动着人类对自身健康和疾病的认识，人口与健康领域成为国际上生命科学研究最为集中、进展最快的一个领域。例如，美国NIH确定的新世纪“路线图”就提出了“从基因组到临床”的战略规划。

　　在生命科学研究竞争日趋激烈的时代背景下，根据中国科学院党组的决策，1999年7月在整合中科院沪区8个生物学研究所的基础上，组建成立了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上海生科院）这一我国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领域重要的综合性大型国立研究机构。上海生科院也成为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首批试点单位之一。贯彻中国科学院新时期办院方针，上海生科院的使命是要在中国建设一个国际先进水平的“药物与人口健康自主创新核心”，其科技创新目标聚焦于人口与健康主题。这样一个长期从事生物学基础研究并产出过国际先进水平成果的科研机构要实现新的战略定位，要面向人口健康领域组织自主科技创新，必须要有深入医学临床的触角，必须构建生物医学转化型研究平台。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现上海交大医学院）在国内医学院校中名列前茅，是国家重点建设的“211工程”大学之一，也是全国附属医院、教学医院数最多的医学院校，曾经为上海市乃至全国的医学科学的发展以及医学人才的培养作出了辉煌的贡献。后基因组时代，如何通过发展生物医学转化型研究，从解决生物学基础问题着手，来解决临床实践中提出的新的科学问题，实现生命科学和医学科学研究的优势互补，也是摆在学校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正是双方相同的在生物学与医学前沿交叉领域进行生物医学转化型研究战略布局的客观需求，推动了双方实体化共建新的研究机构———健康科学研究所。在知识创新工程试点中，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全面贯彻新时期办院方针，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现上海交大医学院）强强合作、优势互补，于2002年推进了双方共建的健康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健康所”）的实体化建设。

　　二、科研机构与大学合作双赢的体制机制，极大地促进了新建研究所的跨越发展。

　　健康所成立几年来，不仅组织基础研究科学家与临床医学专家共同打造了一支转化型研究团队，而且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医学转化型研究模式：需求驱动及多元影响力导向的研发模式。其要点包括：发挥健康所在基础生物学与临床医学之间的桥梁与平台作用，加强临床医疗需求与生物学研究之间的对话，从临床实践中，针对影响我国人民的重要疾病提出临床需求，转化为生物科学家的科学问题并通过基础研究予以解决。更为重要的是，着力推动研究成果有效地进入应用，提高临床医疗水平。

　　为实现上述研究模式，健康所按照建设规划分三期建设三个研究单元：第一期是在建立研究所总体基本框架和管理体系的基础上建设基础研究部，启动个研究组的工作并开始培养研究生；第二期的核心是组建医学研究部，加快临床基础研究工作；第三期是建设医学转化型体系，包括临床合作研究网络、与国内外企业合作建立联合研发实验室以及与之相应的配套管理/服务体系。上述三个单元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促进基础研究成果向临床应用转化，完成从基础到临床的跨越。经过四年的建设和发展，在中科院上海生科院和上海交大医学院共建双方的协力推动下，健康所创建阶段的发展目标基本实现。截至2005年，健康所承担了国家级项目54项、地方项目30项，项目总经费6000多万元，院内外竞争经费比例达1∶1.5。

　　2004年春天，上海生科院邀请来自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11位评估专家（包括2位诺贝尔奖得主）对所属研究所进行国际化评估，新建的健康所接受了首次评估，国际评估专家委员会一致认为：“……TheCommitteewasextremelyimpressedbythevisionaryanddeterminedleadershipandwiththeprogresstheyhavemadeoverthelast2-3years……”。四年后的今天，健康所已初步建设成为以人口与健康为主导的、生物学与医学有机结合的创新基地，高级人才培养基地以及技术开发与成果转化基地，探索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的医学转化型研究新模式。有了健康所这个通往医学临床的桥头堡，上海生科院其他研究所的科研工作也获益匪浅，能有效利用健康所与上海5家大型医院构建的临床研究网络的医学资源，促进相关重大疾病防治研究及其成果向临床应用的转移。不仅如此，健康所的成功运作，使得中科院在“人口与健康”研究领域及实现医学转化型研究的发展目标的过程中，具备了一个真正的研究平台，为中科院组织相关领域的国家科技攻关项目提供了临床支持，在中科院系统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基础研究———临床应用———技术转化”的价值链。

　　而对上海交大医学院而言，中科院系统的创新研究体系，为医学院提供了机制体制创新的经验及一个集成研究的模式。通过健康所的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医学院的科研水平的进步，该所是上海交大医学院目前公认的最优秀的、发展最快的研究单元。目前，健康所已经汇集了近20名海外学有成就的优秀PI，这些人全职回国工作，组成了一支强大的研究团队。健康所的部分PI被聘为上海交通大学兼职教授，为交大开设用外语授课的前沿科学研究生课程（如：分子免疫学前沿、分子病毒学等）、在帮助推动医学院的科研教学国际化及科研成果转化体系的建设上做出了重要贡献。

　　2006年4月，健康科学所就“T细胞疫苗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项目进行技术许可签约，美国PharmaFrontiers公司成为该项技术的受益者。这是健康所第一项技术转让，不仅使免疫调节功能的诱导与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临床效果得到改善，更为研究所今后的知识产权转化打开了国际通道。可喜的是，4年来健康科学所已经申请发明专利24项。

　　自主知识产权来自医学转化型研究的自主创新。截至目前，健康所以第一、第二署名单位在SCI收录的国际学术期刊发表和已接受的论文72篇，平均影响因子4.7。其中6项成果和重要进展具有重大意义：进行了骨桥蛋白在类风湿性关节炎中的病理机制研究；可伯松的作用机制研究；新喜树碱生物NSC606985通过依赖PKC-δ的机制在纳摩尔浓度诱导白血病细胞凋亡；新建人胚胎干细胞系及其印迹基因表达的研究；新表观遗传控制基因的发现。这些重大医学研究成果，是双方优势互补的体现。如果没有临床的样本及病例等这些有特殊医学价值的研究资源，这些研究就不可能开展起来；而没有中科院雄厚的基础研究的实力和优秀的人才队伍，这些资源也可能无法被充分的运用到医学问题的探索中，不能产生出这些重要的成果。

　　三、合作共建中的问题及其经验探索。

　　中科院的研究机构与教育系统的大学携手创建新的研究所，没有现成经验可循，需要从办所体制机制、基础设施与仪器装备及经费投入、人才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逐一探索新模式。健康科学所的超常规跨越发展，关键在于共建双方在实践中探索敢于创新，逐步形成的合作共赢体制机制为其注入了不竭的动力。

　　———办所体制创新。共建双方跨科教体制合作，成立的研究所，其管理权如何界定？如何实现对健康所的共建、共管、共享？

　　健康科学所最终确定的全称是“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健康科学研究所”，名称是长了些，但鲜明地体现了双方共建、共同投入、共同管理、共同所有、合作双赢的原则，还体现了健康所赋有管理自主权。

　　对于共建单位，如何体现共建共管？建立理事会不失为一个行之有效的手段。健康所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理事会由上海生科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上海市科委和上海市教委的领导组成，负责确定研究所的发展方向、重点研究领域和资源配置；理事长由共建双方领导轮流担任。理事会成为体现共建双方领导对健康所重大决策导向的窗口和沟通交流的渠道。理事会负责聘任所长，所长负责研究所的运行管理；研究所行政管理不设通常的职能部门，而是实行秘书制。

　　共建健康所，是从生物学基础研究转向为国家人口健康服务的战略布局之一，这样的研究所不能远离医学院和临床医院。因此，健康所坐落在紧邻上海交大医学院的中科院上海重庆路园区，独特的地理位置极其利于建设医学转化型研究基地。重庆路园区当初的那道围墙也早已拆去，原中科院昆虫所全部的研究组从这里迁出；附属瑞金医院在其科教楼中还拨出一层作为健康所的临床研究分部，使健康所的触角直接伸进了医学核心部分。

　　共建双方还就健康所的成果所可能带来的权益继续留在健康所作为该所后续发展的投入达成共识。同时制定了合理的知识产权保护及权益分配方案，更好的维护了各方利益。

　　———运行机制创新。健康所是新生事物，没有事业费拨款，也没有存量经费，在建设过程中，如何解决资源投入、科研项目申请、引进人才等方面遇到的渠道和来源等困难？

　　中国科学院大力支持这一建所试点，将健康所列为知识创新工程的新建非法人研究单元，给予了创新经费、百人计划名额、竞争性项目经费等的支持；上海生科院投入了健康所必需的仪器装备费和实验室装修费，还积极与科技部、国家基金委等相关管理部门沟通，协助健康所开辟申请科研项目的渠道。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现上海交大医学院）承担了健康所编制在二医大的科研与管理人员的工资、津贴费用，通过“211工程”人才专项支持健康所从国外引进研究组长，每年投入一定的常规运行经费，通过“211工程”专项提供大型科研仪器设备。此外，健康所的科研人员和研究生可以二医大师生的身份使用大学所有开放的设施。

　　共建双方赋予健康所充分经费使用、人员招聘、科研管理的自主权，健康所的运行既要符合共建双方基本的政策与制度，又不受双方具体管理规定的条条框框所束缚，以保证研究所围绕战略目标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

　　———队伍结构创新。共建双方的人员人事关系分别隶属不同的两个单位，如何进行管理？

　　建所初期，遴选共建双方部分优秀的研究组长进入新的体制，以构成人才队伍的“凝聚核”；同时，全球招聘优秀科研人员。目前，健康所共有24位研究组长，其中的10位是中科院创新岗位聘用人才（大部分获得“百人计划”支持），12位是上海交大医学院在编人才，2位是外籍科学家。而所有人员，包括PI和其他研究人员，不管其编制在哪一方，都接受健康所的统一管理和考核评估，采取统一的薪酬制度。健康所秉持“唯贤、唯能”的用人标准，用公开的招聘方式，优胜劣汰的用人机制，保证了人才队伍的活力与竞争力，也避免了由于两个系统人事制度的不同可能造成的矛盾。此外，人才队伍结构体现出生物学基础研究人才与临床研究人才相结合，双方原有人才与海外引进人才相结合的鲜明特色。

　　———人才培养创新。不同的系统，研究生培养体系各不相同，如何在健康所这样一个共建单元进行研究生培养？

　　健康所成立了独立的学位评定分委会和教育管理委员会。前者负责健康所研究生培养方案的制定、讨论学位授予事宜等；后者负责制定健康所研究生管理中的具体条例。健康所依托共建双方研究生教育资源自主招收培养硕士和博士生，目前共有194名研究生在健康所接受培养，其中的127人来自中科院系统，67名来自大学。不论从中科院还是从医学院系统招收进入健康所的学生，将按照学位评定分委会制定的统一标准攻读学位，并接受健康所的统一管理。而考虑到研究生学籍的规定，他们也对相应的成果在两个系统的归属进行了合理的分配。

　　此外，依托上海交大医学院，能更好地组织培养复合型研究生所需的生物学与医学师资力量、生源、研究课题、临床训练。健康科学所从2002年起试行叠加型双学位研究生培养，2006年启动了“M.D-Ph.D.双博士学位一体化培养计划”，学制7年，包括1年学位课程学习、3年医学临床实践和3年生物学基础科学研究，实行双导师制，由生物学和临床医学教授组成的导师指导小组制定、实施一体化培养计划。

　　共建健康所谱写了中科院系统与大学系统实质性合作的新篇章，并在4年的发展过程中得以完善。健康所通过把生物学基础研究与临床医学及医疗资源等方面的优势结合，巩固和发展我国的生物医学研究和临床治疗新方法，进一步整合科研资源和人才资源，在创立科技创新体系，推动基础研究、临床研究、技术转化和产业化相互协调发展，提高科研竞争能力，吸引、凝聚、培养医学人才，促进医学科研成果的转化和应用上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