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丽华:发现最了不起的一代

我从来都认为中国人不缺善心，

缺的是能把善心凝聚起来的良好机制，

缺的是踏踏实实把公益事业做到实处的机构

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农村分享的经济成果远远少于城市。而在农村，妇女又是弱势群体中的最底层，谢丽华和她的NGO组织——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农家女”)，用15年时间，打通了国际知名企业(如微软、通用等公司)与中国最贫困农村之间的通道，为农村妇女和打工妹提供条件，使她们自强自立，在改变自身命运的同时也为她们的下一代带来新的希望。

从1993年创办《农家女百事通》(后改为《农家女》)杂志以来，谢丽华先后在农村妇女中进行扫盲、自杀干预，“培训女村官”等一系列发展项目；1996年创办全国第一个流动妇女的组织“打工妹之家”；1998年创办以扶贫立志为宗旨的“北京农家女实用技能培训学校”；2001年，独立的NGO组织——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农家女”)正式注册成立，从此谢丽华领导的“农家女”走上了专业化NGO之路。

56岁的谢丽华已到了退休的年龄，但她和她的团队正奔忙于一个新的项目——在全国建立100个农家女书社。

记者拜访谢丽华时，她正在向一位来自中国银行山西分行的负责人介绍“农家女书社”项目，关于“农家女”的对话也由此而开始。

《财经时报》：建设“农家女书社”的念头是如何产生的？

谢丽华：三年前我就听说，国家新闻出版部门要在新农村建设中创建农家书屋，当时的规划是第一年要在全国建立10万个书屋，第二年就要达到20万-30万个，最终的目标是村村都要有书屋，然而我们一直企盼了三年，但实际操作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简单。

每次到农村去，我都要到已经建成的“农家书屋”看看。如果不打招呼直接去，看到的往往是一把锁；如果打了招呼有人陪同，看到的是窗明屋亮，图书齐整，有的还配备了电脑房，但遗憾的是没有看到过一个人来看书。更让人吃惊的是，在一个小康示范村，当我提出要去看书屋时，村干部再三推脱，最后只好如实告知，说来的不是时候，他们的图书被另一个村借走了，因为要应付上边的达标检查。在另一个村，我还看到一个建在路边的书屋，一位农民悄悄告她，书记说了，等上面检查完房子就租出去。

这些事情让我感触颇深。去年内蒙古赤峰的读者杨志民来信提出通过民间力量创办“农家女书社”的建议，于是我们就开始做论证和尝试。

《财经时报》：“农家女书社”具体如何操作？如何保证能达到预期效果？

谢丽华：我们不选择经济各方面都比较好的村子，而是要中等偏下的，要雪中送炭，不要锦上添花。做妇女工作这么多年，我最深刻的体会就是，农村妇女这个群体非常希望改变自己的生活。经常和她们接触，你会被感动，你会觉得她们比你还棒，她们的身上潜力无穷。我相信每个村子都能找到这么一两个妇女，而这些人就是深入农村的最好合作伙伴，我们称其为“种子”。

所以“农家女书社”第一步就是挑选“种子”，她本身要爱看书，有服务意识，在当地妇女中有人缘，有组织能力。挑选好“种子”后，我们会有一个3天的集中培训，书社都是设在“种子”家里，包括一台电脑，没有上网条件的可以选择一台电视加VCD机，1000—2000本书，外加一年的操作费用。操作费用包括付给“种子”的水电房租、活动经费和每年更新20%书的费用，一个书社一年的费用大概在3万元钱左右。一切准备就绪后我们进行统一挂牌，并在当地培训20至30个农村妇女，鼓励她们来读书并协助“种子”管理书社。这样一来书社落地就落得很实在。

《财经时报》：这个项目进展如何，经费是如何筹集的？

谢丽华：到本月底就有6个“农家女书社”挂牌了，河北4家，北京1家，山西1家。第一笔资金大约10万美元，来自一家跨国公司，但这笔钱建立100个书社还远远不够，目前香港乐施会正在跟进，另外我们的团队也正在和其他的基金会、企业在谈合作。我相信只要我们的项目做得扎实、有效，还是会得到很多有责任心的企业资助。

《财经时报》：经费是办书社最难的事情吗？

谢丽华：不是。最难的是怕工作没有做扎实，没有实效，基金会、企业看到你的工作确确实实改变了农村妇女的生活，改变了农村的风气，肯定会资助你。我从来都认为中国人不缺善心，缺的是能把善心凝聚起来的良好机制，缺的是踏踏实实把公益事业做到实处的机构。

办书社第一难就是怕没人来看书。读书对农村妇女来说难道真没有用吗？我还是坚信知识改变命运，读书改变生活。只要给予支持和引导，农村姐妹完全是能够离开麻将桌而捧起书本的。

十多年前，我到农村采访，云南一个村子里惟一一个读完高中的农家女告诉我，她自从离开校门后就再也没看过书，一是没时间看，二是没书看，三是看书对成天种地管孩子的妇女来说用不上。当时我的心被刺痛了。

《财经时报》：十几年来做的这些项目，哪个是让你费心思最多的？

谢丽华：应该是成立“打工妹之家”和创办农家女实用技能学校。1997年我去越南、孟加拉考察，参观了孟加拉的妇女学校，规模其实很小，是由几个知识妇女组织起来的。这对我的触动特别大，为什么我们不能也搞一个呢？回国后就开始四处找地，基本把北京郊区的地方都跑遍了。但最难的还不是这些，那个时候，对于打工者不是现在“关心农民工”、“维护农民工权益”这样的论调。那时候是叫“盲流”，叫“三无”人员，尤其在过节、开两会的时候，他们是要被收容或者遣返的。在那样的环境中成立打工妹之家是观念上的一个挑战，我们试图让社会理解，打工妹跟我们一样都是平等的人，是我们的姐妹，而不是麻烦制造者，不是盲流。

对打工妹进行法律、计算机、英语等培训很困难，因为她们要干活，组织起来非常不容易。基本都在8小时工作之外的时间来活动，倾注了很多的心血。

《财经时报》：觉得累吗？

谢丽华：我做得很快乐，尤其是看到农村姐妹们能自强自立，事业发展生活幸福，我心里就特别痛快。你可以看到她们都是很有能力、很优秀的人，而且怀着感恩的心。有次到敦煌出差，刚到那天晚上，大约11点钟，宾馆门卫敲门，说是有人给我送东西。打开门，两个门卫抱着一束鲜花，提着一个果篮，他们说这是你的学生送来的。条子上写着两个人的名字，阎太英、石婷婷。她们是农家女学校2002年美容美发班的学员，农家女实用技能学校已经培训了五六千人，我不可能记住她们每个人，但是她们却没有忘记可能只见过一两次面的我。

《财经时报》：因为你帮助了她们。

谢丽华：其实很多时候我也很无能为力。前几天，几个打工妹在我家商量创业计划，有的想开个小水吧，有的想开个小餐馆，但是，她们说着说着都泄气了，她们认为最最难的一道坎就是办营业执照。我告诉她们，现在不同了，政府已经出台新政策，鼓励自主创业，农民工创业有优惠政策，不准乱收费。她们说，谢老师，你太幼稚了，文件说的和实际生活完全不是一回事。她们用身边发生的一个实例得出结论，就是开个小书报摊，如果没有一个硬点的关系，根本别想批下来。我作为打工妹之家的创办人，可以帮助她们开发自己的潜能，让她们自强自信，我可以在她们遇到危难的时候，伸出手来拉她们一把，但是，一旦她们再往前迈进一步，比如婚姻，比如户口，比如创业等等，我就束手无策了，那些关于人生的大道理也就显得苍白无力。

《财经时报》：农村妇女也好，打工妹也罢，您在跟她们交往的时候如何让她们觉得您就是姐妹，而不是一个救助者？

谢丽华：要打心底把她们视为平等的个体，把那些根深蒂固的想法剔除掉。当然要做到这个还真有些不容易。

打工妹之家创办初期，针对打工妹需求，我们举办了文化补习班，开班典礼时，我们的班主任老师为大家做动员，她大讲了一通满怀激情的话：中国的现代化需要高素质人才，打工妹只有通过不断学习，提高自己的素质，才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我当时一点没觉得她这些话有什么不妥。但是，当时有位慕名来参加开班典礼的英国姑娘坐不住了，在班主任讲完后，这位名叫露易丝的人类学博士站到了台前，她用流利的中文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她说她18岁的时候也当过保姆，给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看孩子，她用自己挣的钱交学费，上了大学，读了研究生，一步一步将自己的梦想变为现实。继而，她鼓励打工妹们说：“其实，你们已经很棒，十几岁就能独自出来打工，你们挣的钱不但能养活自己，而且还能帮助家庭，你们是最了不起的一代，你们来学习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只要相信自己，就一定能梦想成真。”

E时代的姐妹

快60岁的谢丽华很赶得上潮流。她不但写博客，而且两三天就一“博”，内容更是文图并茂，有声有色。

对话结束，记者向她索要几张图片，她便一个个打开文件查看图片内容。“可以用‘缩略图’的查看方式，这样一目了然。”她看到记者的操作，大为吃惊：“这个，这个是怎么做的，教教我。”并问了一系列关于电脑的问题……掌握了这些“技能”，谢丽华兴奋得像个孩子。

而在千里之外的山西汾阳栗家庄乡栗家庄村，比谢丽华小10岁的农村妇女王树霞此时也在捣鼓着电脑。瘦小的王树霞就是谢丽华口中“爱读书、积极活跃”的“种子”。虽然还是地地道道的农家女，但和“农家女”结缘10年来，她的眼界，她的胸怀，她的能力已经完全不能和10年前相比。她不仅是村里的种植能手、五好媳妇，还是农家女的会员，农家书社的管理员。如今的她也能用电脑上网发邮件了，虽然第一封邮件只有两行字，但后来的邮件就越写越长，话也越来越多了。

她写给谢丽华的邮件中这样描述自己学习使用电脑的情形：“鼠标就是不由我使用，它嗖地一下就又跑没了，就像小老鼠一样，溜得可快了，难怪给它起名叫鼠标呢。打字那更是慢得不得了，口里像念经一样……”

这些淳朴的农村母亲和即将成为母亲的农家女，将是影响下一代的重要根源，他们快乐、自信、充满好奇心的新形象，将最终改变我们对中国农村的印象与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