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我不会在财富中迷失
当领导，坏处呢，新东方结构调整管理的难度增加，好处呢，因为有人敢骂我，我能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因为这帮人都是我大学的朋友哥们，向他们承认错误不算丢面子。然后我发现向下属承认错误也不丢面子。有一次，我骂一个员工，凶了一点，伤他自尊了，第二天我意识到这个问题，就给他发了一个邮件，向他道了歉。这个员工感动的不得了。我们要勇于承认错误。
如果你尊重员工的话，大家就会尊重你，新东方所有员工在我心里都是我的兄弟姐妹，我获得的最大的荣誉是新东方的人都比较喜欢我，喜欢中带着尊重。
本报记者：商人和教育家是可以改造世界的人，而你把这两种身份统一了起来。是否想过，若干年后，历史应该给予你怎样的记录或者评价？
俞敏洪：这个从来不敢想，而且，就现在这个状态，我在教育界不会留下什么名声。新东方会在中国留学史上留下一笔，但在教育界我不会留下什么，因为我本质不是个教育家，我也没有完整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如果一定要留的话，可能就一句话，中国第一家把教育产业带上市的企业家，而这是好是坏，要过几十年后才能有定论。我也不希望以教育家的身份留在这个世界上。
本报记者：那你希望自己是什么身份？
俞敏洪：其实什么身份都不需要，只要自己过得快乐就行了。如果真想留的话，我希望自己能变成一个游记作家，一边旅游，一边写作，我挺喜欢这样的生活，而且我觉得我能写得很好，能够把每天遇到的事情用真情实感的方式写出来。大家可能会喜欢读，我自己也很喜欢，把这些东西当成生命的一部分保留下来。
本报记者：新东方目前已经拥有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还有你将来要创建的大学，这将是一个系统的教育体系，是否考虑过将培养一批有新东方烙印的学生对国家产生一定的影响？
俞敏洪：这个随缘吧。每个大学，像北大、清华、人大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国家培养人才，我就算做到顶级私立大学，也就是其中的一个成员而已。你不能期待你的学生变成什么样，只能期待我用自己认为合适的标准当下把他们教好。至于他们未来变成什么样，是不可预料的，而且你教的价值观再好，可能随着未来生活的现实情况的变化，他们的价值观也会改变。汪精卫在最初的时候，是勇敢刺伤袁世凯的那个人，后来不也变成卖国贼了吗？
生活的本质是快乐
本报记者：你从顶着寒风贴小广告到拥有2亿美元身价，用了13年。你觉得这13年是长还是短，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是什么？
俞敏洪：无所谓长短，时间是一个没有限制的东西，做到2亿美元不是衡量你时间长短的一个标准，全中国用了13年从身无分文到亿万富翁的人也不是很多，但这个标准也不意味着你就成功了。我觉得衡量的标准是13年你过得是不是愉快，是不是值得，如果不愉快，就别过这种生活了，如果觉得还值得，就继续过下去，反正你不做事会变老，做事也同样会变老。
至于这期间经历的事情会有一点点记忆，那些辛苦回过头来看也挺值得的，13年就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发展的过程。如果非要说的话，比较痛苦的时期就是新东方股权改造的那段时间，重新界定利益和权利的那段时间，大家比较辛苦。
世界上做成功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全身心热爱自己做的事情，否则他一定半途而废。对我个人来说，我一定是全身心在做新东方，就像沃尔玛的总裁一辈子都开着自己的小飞机在全世界每个店飞来飞去，看到商品都恨不得去亲吻一下，他对每个商品都充满感情，你说他能不把每个商品卖得像艺术品一样吗？
本报记者：回顾一下过去，你觉得自己做的最为得意的事情是什么，最困难的阶段是什么时候？
俞敏洪：最得意得是把新东方做成了，最困难的阶段是新东方股权结构调整阶段。
本报记者：现在的生活是不是你的理想状态？
俞敏洪：不全是，这就是我为什么想做私立大学的原因。我要把它做成一个人文学院，基本上是文科的，希望能招到中国顶级的孩子们来上学。
本报记者：作为企业家，你心目中欣赏的企业家是什么类型？
俞敏洪：我觉得踏踏实实，用自己的价值体系做事情的企业家就是好企业家，没有具体的名单。
本报记者：借用一个书名《这一代人的怕和爱》问,你觉得自己或者这一代人心里的理想和恐惧是什么?
俞敏洪：恐惧谈不上，恐惧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理想是中国社会更好一点。我们这代人属于忧国忧民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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