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大学教授罗文：中关村正悄然退耕还林

生物谷

　　本周嘉宾：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主任亨利.罗文

　　主持人：中关村科技总裁段永基

　　亨利.罗文(Henry S. Rowen)，现为美国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主任，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公共政策与管理学教授。他是国际安全、经济发展、亚洲政治经济方面的专家。1989——1991年任美国国防部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副部长，1981——1993年任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1968——1972年任兰德公司总裁，1965——1966年任美国预算局局长。目前他致力于研究全球创新与创业精神的中心、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前景，以及亚洲的政治、经济变化。

　　近日，罗文先生与夫人在北京作短暂停留之际，“新浪科技”有机会参加罗文夫妇出席的“中关村企业家俱乐部”对话。罗文先生是受中关村科技总裁段永基之邀前来。他的兴趣点在于中国北京的中关村，这块土地的上人与事，发展与变迁，蕴藏其中的创新的源泉与力量，对于这位以研究硅谷闻名学术界的经济学家来说，更为神秘。

　　亨利.罗文关键字：

　　一、印度软件业没有任何品牌产品，技术水准没有那么高。是那种有广度，没有深度的技术。这样早晚会碰到问题的。中关村决不能照搬印度的模式。

　　二、如果说中关村创新程度不够，那一定是环境的因素，而不是人的因素使然。

　　三、一般的规律是，一年半左右的时间，有50%的创业者会离开公司。

　　四、政府已经意识到了对中关村不当开垦的危害。决定退耕还林。

　　五、大学里的学术人士如果都相当企业家，不想当科学家的话，一定有问题。

　　以下为对话实录之三：

　　新浪科技：您如何看待印度的软件市场？中国应该学习他们外包的方式吗？亨利.罗文：印度软件以10亿元起家，保持了每年20%的增长，非常惊人。但印度和中国不一样，那里基本没有内需市场。印度成功的主要在软件服务，比如对银行的后台作业、医院的信息管理的服务。他们做的并非软件外包产品。

　　印度软件业的问题是：一是他们没有任何品牌产品，二是技术水准没有那么高。是那种有广度，没有深度的技术。这样早晚会碰到问题的。我觉得中关村决不能照搬印度的模式。

　　中关村科技总裁段永基：按理说，中关村是个有旺盛创新精神的地区。过去100年以来，有许多重大的创新事件都在这个地区发生。为什么在高新技术创新上，中关村表现得不那么尽如人意？亨利.罗文：中国人的创造力的确是已经被证明的，即使在今天。一项调查数据显示，1990年到1999年，硅谷29%的小公司由中国人、印度人创办。这说明中国人的DNA中有创新能力。如果说中关村有什么不同，那一定是环境的因素，而不是人的因素使然。

　　中关村软件总裁朱希铎：现在国外大公司、大的研发机构都在中关村设立了据点。这对中关村将发生什么有利的、不利的影响？亨利.罗文：它有可能使一家公司面临灾难，比如同一类的国外有实力的公司进来了，这家中关村公司会出现竞争乏力现象。但总体上应该是有利的。比如日本崛起的汽车工业，曾经给美国某些汽车企业带来巨大冲击，但也正因为日本的挑战，迫使美国必须提高效率。我认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市场如此巨大，给外国企业一些空间是没问题的。

　　互联网实验室董事长方兴东：我提的是一些不同意见，总体上感觉中关村现在从市场驱动变成了政府驱动，上海、深圳倒是相对好一些。这让人悲观。亨利.罗文：作为局外人，我分析上海、深圳可能离中国的首都远一些，天高皇帝远吧。硅谷也是这样，无论是离华尔街还是华盛顿都很远。

　　新浪科技：中关村创新型企业普遍存在一种现象，企业创始人到一定程度会与职业经理人发生矛盾，出现一些人事震荡。参照国际惯例，应该如何解决？亨利.罗文：一般的规律是，一年半左右的时间，有50%的创业者会离开公司。一种是创业者认为自己不适合企业发展了，不愿意干了，找个经理人替自己管公司。一种是风险投资家或公司的投资人认为这个人不再适合了。雅虎就是典型的例子。但中国的情况也许并不完全适合照搬国外模式。

　　我觉得应该强调的一点是，创业者的技能和激情，并不等于管理者的技能和激情。有些改变是必须的。

　　新浪科技：中关村现在有很多国外研发机构，比如微软、SUN、贝尔实验室、IBM等，他们均认为中国有最好的研发工程师，您认为中国工程师到底好在哪儿？亨利.罗文：中国人很适合做这个职业。他们有非常好的数字、物理基础。能坐得住。在国到处可以看到中国人在做硬件工程师，在学术期刊上到处可以看到中国人的名字，他们真的太厉害了。

　　新浪科技：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中国人适合做工程师，不适合做管理呢？其中有无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在里头？亨利.罗文：我不能接受从文化上考虑的结论。这是经验的问题问题，硅谷确实可以看到中国人更长于研发，不善于管理。但这真的是经验的问题，不是思维方式的问题。

　　新浪科技：作为中关村政府，如何评价自己在中关村的作为？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委员赵慕兰：中关村面临的大环境，是政府曾经不当开垦了一个荒漠。而若干顽强的种子在这里生长起来，比如联想、方式、四通这样的民营企业。政府已经意识到了不当开垦的危害。决定退耕还林。

　　新浪科技：具体的意思是什么？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副主任赵慕兰：有两个意思，一是政府不再自己耕利了。二是想办法让水流进来，使中关村的土地变得肥沃，让企业家在这里更好地播种。对这些事情，政府的行动正在进行中。我相信，只要坚持下去，中关村的热带雨林会有的。

　　新浪科技：作为科技部官员，您如何看待中关村大学商气浓郁现象？科技部科技部体改司司长张景安：我认为中国从来都不能是没有科学家的时代。大学里的学术人士如果都相当企业家，不想当科学家的话，一定有问题。经验表明，高新技产业人才的培养基础是大学的研究。我想说三点：一是中关村的发展是放出来的，不是管出来的。二是中关村的主体是企业，不是政府。三是我们需要聪明的政府。

　　后记：

　　本次对话嘉宾由中关村科技公司邀请，在国际区域经济方面研究颇深的亨利.罗文为总裁段永基的朋友。从他与中关村企业的关系看，中关村是罗文未来的重点研究课题之一。

　　今天的学者罗文有着眩目的从政背景，他曾经是美国国防部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副部长，国家安全局局长，美国预算局局长。这决定了他对中关村的研究比其他西方学者层面要多。缘于对亚洲的政治、文化的深厚兴趣，中关村在他的视野里变得不寻常。中关村的许多现象在这位外表睿智的老人那里，仍然迷惑，仍然没有答案。正如向他提问的中关村企业那样。

　　作为北京经济引擎的中关村，其发展似乎进入了缺少明确航向的河流。在朝着正确的大方向行进时，我们害怕在很多诱人的叉路口上遇到不测，企业如此，政府亦然。所以，罗文对硅谷及亚太其他地区研究的经验，比如对诚信的守护，对特定社会关系网络的搭建，对风险资本的引入与运用，于中关村来说仍然宝贵。

　　罗文在由他参与主编的《硅谷优势――创新与创业精神的栖息地》一书的后记中说：“硅谷的成功，已经导致了人才关系网络和公司的不断集聚。但它也许正在影响其长期的生存能力。硅谷的成功已经引发了令人烦扰的有关社会公平公配的问题。一些超大型财富在这里创建，成千上万名工人已经变成了百万富翁。然而相当一部分硅谷人口落在了后面，面临着著名的'数字鸿沟'。今日世界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硅谷模式的创业精神的迅速传播。世界各地许多政府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国家在围绕互联网进行的工业大革命中落后了，他们正努力弥补延误的时间。”(新浪科技刘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