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乌鲁木齐市登记失业人数为8111人，大学毕业生450名，其中包括13名硕士。

　　别惊讶，还有呢。

　　南京158名硕士以上学历者登记失业、至于登记失业的大学毕业生超过了3000人，足可以组成一个旅　。

　　想当年，“本科满街走、硕士挤破头”还只是口舌之间流传的笑话而已，没想到一语成谶，哪怕是按我们传统思维认为最需要高学历人才的西部城市乌鲁木齐，居然也有450名大学生和13名硕士只能在家里闲呆着，每月还要领取那可怜巴巴的失业救济金呢。

　　再说什么“大学生要摆正心态，不要高不成低不就”之类的套话，不仅大学生和硕士生们不爱听，估计读者们听了也烦，其实，硕士失业，既不全是硕士自己的错，也不全是企业“挑三拣四”的错，错就错在市场上存在的法则———“筛选理论”。

　　早在1972年，迈克尔·史潘斯先生就在其博士毕业论文中提出了一个全新的人力资本市场理论———“筛选理论”，筛选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是不完全的，雇主事先不能直接了解应聘者的能力，而进行专业培训需要承担相当的投资，但是，学校教育终究在入口（入学）和出口（毕业）进行过两次筛选，所以，雇主把教育的证书──文凭作为劳动力筛选的一种信号、一种标准来利用。对于一个雇主来说，求职者的受教育状况是可以免费观察到，你是本科生还是硕士生，你英语是四级还是六级，一目了然，这意味着教育信号的发送成本与考察成本几乎为零。所以，一定的学历程度，成了一个人求职时最直接的敲门砖。

　　可是，这种状态还处于“筛选理论”的初级阶段———弱筛选阶段，在雇佣发生以前，顾主根据市场已有的经验，在心中暗含着对不同受教育状况求职者的期望以及相应的工资结构标准，比如，雇主可能暗含这样的雇佣准则：准备给硕士生的起薪是5000元/月，给本科生起薪是4000元/月，因为根据就业市场已有的教育信号的条件概率，硕士教育程度的雇员比本科教育程度的雇员在工作中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雇佣发生后，雇主会观察雇员在工作中的表现，并对雇员创造的价值与给出的起薪相比较，如果两者相等，那么雇主对雇佣发生前的教育信号与工资结构之间关系的信条就得到了证实，这样一个信号均衡就达成了，下次，雇主招聘时还会给予硕士生同样的待遇。如果两者不相等，雇主就会调节条件概率的信条，从而调整工资结构，并进一步促使雇主初始的基于条件概率的雇佣准则发生改变，这个循环将一直持续下去，一直到新雇员的劳动生产率与其工资相等，才达成新的信号均衡，并且在整个就业市场推广。

　　所以，大学生、硕士生们找不到“工作”，其实是找不到与他们最初期望值相当的工作收入结构，硕士生抱怨：“以前给6000，现在3000都不到。”因为雇主们已经改变了基于条件概率的雇佣准则，雇主们认为在当下的经济环境下，3000元就是硕士生们能够创造的劳动价值，他们当然只肯开这么多的价钱了。

　　这其实就开始进入“筛选理论”的高级阶段———强筛选阶段。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个公司里本科生甚至专科生当了部门经理，而硕士生们则是下属，我们也能看到，同样是硕士生，有的人毕业后没多久就成为技术尖子、市场销售尖子或管理人才，有的人只能退回家里领救济金。这是因为在“筛选理论”的强筛选阶段，教育被用来作为区别个人能力的一种手段，提供一种“市场信号”，但个人的生产能力是信号不能改变的属性。在实际的工作中，个人的生产能力很快会显现出来，专科生的生产能力超过了硕士生，老板没有理由不提拔专科生，让其产生更高的生产效率，这当然要给予相应的待遇收入才匹配；一群进同一公司的硕士生，最初的学历信号是同等的，但很快个人生产能力的差异化就体现出来了，老板就能从中挑选更优秀的人才，淘汰不能胜任的人才。这正是从“学历社会”过渡到“能力社会”的一个信号。

　　所以，硕士失业，正是“能力社会”差异化特征的体现，也是“筛选理论”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