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冈国际集团主席兼执行总裁刘锡康

    拥有16.2万人口的香港仔(Aberdeen)是位于港岛南端的工人阶层社区，离中国内地十分遥远。这里是香港渔船队的大本营，对香港仔的居民来说，相对于中国内地的风云变幻，南中国海刮过来的风更让他们感兴趣。然而正是从这里，升冈国际(Starlight International Holdings)的集团主席兼执行总裁刘锡康(Philip Lau)管理着每年2.3亿美元产值的影音产品制造业务，而他的两座工厂都设在广东省，另有一座在建。

    刘锡康的故事，以及他的工厂过去25年里从香港仔迁到广东、并进军加利福尼亚的故事，同时也是现代香港的故事。没有这些企业家，“世界工厂”就绝不会在中国南方落地生根。“很多创业的香港人都是白手起家的，”刘锡康说，“过去30年一切都兴旺起来。”

    一路走来，升冈经历了好几次重大失败，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当时该公司在泰国、西班牙和法国建立了生产厂，试图避开针对中国产电视机的惩罚性关税。“但我们还是失败了，”刘锡康表示，他认为，回头来看的话，应该去土耳其建厂。到了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刘锡康重新将业务重心放在了中国，如今他的客户包括沃尔玛(Wal-Mart)和特易购(Tesco)等公司。去年12月，升冈在珠三角西部边缘地区的江门市新会买下地皮准备建厂。建成后这家工厂将拥有每年2200万台电子产品的产能，比当前产量高出一倍以上。

    刘锡康的父亲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和企业家，曾涉足药店、大米、学校等多种生意，甚至还办过一个养鸭场，向美国出口脱水后的鸭肉。但到刘锡康成年后，家族的生意陷入了困境，养鸭场正走向破产。

    上世纪50年代初，随着中国开始陷入近30年的孤立状态，富裕的中国实业家——他们主要来自上海————以及身无分文的难民大批涌入香港。于是资本和劳动力共同出现在这个当时还是殖民地的独特自由市场孵化器中，为香港崛起为拥有全球影响力的制造业中心奠定了基础。除了纺织和塑料产业外，另一个在香港扎根的产业就是消费电子。刘锡康说：“当时我不知道要做什么，但电子产业很火。”

    刘锡康进了一个当地的电子厂学习这项业务。当天准备好自己做时，他就用父亲给的5万港元开始创业。六个月后，他的初始资金耗尽，父亲也拒绝进一步贷款，但母亲伸出了援手。这是一段他不愿回想的记忆。

    从1970年只有20个人的晶体管收音机工厂开始，刘锡康的香港工厂不断成长壮大，雇佣了超过500名员工，最终已经可以制造电视机。到了80年代中期，高昂的租金和工资迫使升冈开始将制造业务转移到中国内地，如今该公司在内地拥有约6000名雇员。随着升冈逐步向价值链上游发展——从黑白电视到彩色电视、从录像机到DVD、从Walkman到iPod——该公司已被迫应对中国南方不断上升的制造业成本。为了控制成本，公司在自动化方面投入了巨资。

    刘锡康之子、升冈董事总经理助理刘日东(Yat-tung Lau)表示：“我们去看了日本、韩国和台湾的工厂。”四年前，升冈拥有9000名员工，产量为600万台；如今员工人数减少了三分之一，产量则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以上。曾经需要200名工人的电视机生产线，如今只要100人。

    随着升冈学会如何为沃尔玛和其它越来越苛刻的客户服务，配送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很大的挑战。沃尔玛的进货占到了升冈销售额的25%左右。传统上，公司大部分的业务都是“直接进口”。升冈负责将产品送到港口，买家从那里开始承担责任。现在公司正转向“国内”配送，这就要求公司负责将产品运到加利福尼亚，进入仓库，直到出现在商店货架。作为承担更多责任和风险的回报，升冈在“国内”销售方面的利润要好于其直接进口业务。通过与船运公司谈下折扣等，利润率还可以进一步提高。刘锡康表示：“获得那份额外利润并不容易，如果不够聪明，你就会亏钱。但如果我不进行变革，那我在多年以前就销声匿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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