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座右铭是“有福民享，有难官当”。
一位教授在听了他的讲演后，情不自禁写下两句话：“聆智慧老农讲经，藐天下学者论道”。
早就听说有个富甲天下的华西村。眼见为实：一进村，就见大路两边是修剪得平坦坦的洋草地，一幢幢欧式小洋房，家家带车库，旁边是游泳池，就像我在美国看到的乡间别墅群一样。在它们后面是一排排公寓楼群，下面店铺上面住户，和北京的住宅小区一个模式。更令人称奇的是，地处苏南的华西村过冬有暖气，跟北京一样统一供暖。要知道这一点就连金镶银裹的大上海都做不到啊！难怪有日本记者曾称华西农民早在五年前，就在住房面积、车辆和家用电器等方面，超过了美国、新加坡和日本……
说到华西村的富裕，不能不提她的致富带头人老书记吴仁宝。与想象中的“农村老干部”形象反差挺大——他一点也不“农民”，脸膛既不黑红，皮肤也不粗糙，一双手上也没见有多厚的老茧。相反，戴着一副宽边的金丝眼镜，额头高高的，下巴宽宽的，一脸的慈祥，很像一位老知识分子。有美国作家称吴仁宝是“中国的李光耀”。比喻或许夸张了些，但作为颇具政治眼光和经济头脑的“乡村企业家”他却是当之无愧的。理由是40多年来，他为华西村的集体经济掌舵，从未失误过。上世纪60年代末偷偷办起村小五金厂，工人在他的指挥下昼伏夜出，几年里积累了100多万元资金；90年代小平南巡讲话后，他连夜赶到无锡向市长借贷2000万元，发展起一批乡镇企业；2000年中国加入WTO后，他审时度势提出“三车原则”，即“现有企业要开稳车，已投的项目要开快车，未上的项目赶快刹车”，结果顺利度过国家宏观调控这一关，还使全村工业总产值飞速上升；而有的企业和地区由于盲目做强做大，陷入了全面衰退的被动局面。
老书记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特有的语言艺术，他有一种神奇的本事，能把上至党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下至他的各项指挥措施，用最畅晓明白的、农民最易接受的语言，反馈给干部和群众。比如“有条件不发展没道理，没有条件创造条件发展才是真道理”。“大发展，小困难；小发展，大困难；不发展，最困难”。“爱党，爱国，爱华西；爱亲，爱友，爱自己”。“不怕群众不听话，就怕不听群众话。”他还为华西村民编了《十富赞歌》。
老书记的“口才”不仅在农村受欢迎，城里人也照样为之着迷。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他相继接受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北大、清华等的邀请，做了上百场专业性和学术性讲演，听者无不由衷喝彩。他讲演从不唱高调、从不说套话，也从不声嘶力竭，只是如小溪一般淙淙流淌，但他能运用民间最生动活泼的语言，把华西之路活灵活现地表述出来。一位教授在听了他的讲演后，情不自禁写下两句话：“聆智慧老农讲经，藐天下学者论道”。
确实，与吴仁宝交谈，你会不时感受到他话语中充满哲理的人生智慧。
说起过去的极左年代，他说“公也有，私也有，就怕公私都没有”。
说起财富，他说：“家有黄金成吨，一天也只吃三顿；家有豪宅千亩，一夜也只占一铺”。
说起共同发展共同富裕，他说“十穷加一富，再富也不富；十富加一穷，穷也不算穷”。
说起华西人的致富经验，他说“村帮村户帮户，核心建好党支部，最终实现全国富”。
我问他，“华西村这么富，会不会养出懒汉来呢？”
“不会”。老书记断然道。“华西村没有闲人，连我在内，人人都要拼命劳动。在这点上，我们还保持着农民的习惯，没有节假日和星期天，晚上还经常加班加点。厂里的工人不怕加夜班，就怕没班加。而且我们有制约机制，干得好有效益，才能多得。年薪150万元，实际拿不到这么多现钱，80%是股份。”
我又问他，“听说你们华西村不许打麻将，不许赌钱，连洗脚、按摩的都没有。村民们富裕了，总得有些文化娱乐吧？”
老书记告诉我，“只有老年人可以安度晚年。60岁以上的才允许打麻将，不过不许赌钱。对老年人也教育，比如原来村里规定摘一朵花罚款100元，有的爷爷溺爱小孙子，罚100元就掏100元。我们一看这可不行，还不把孩子惯坏了，就改成摘一朵花罚款一万元，这下爷爷反过来要做小孙子的工作了。要说文化娱乐，我们华西艺术团有几十名团员，全是专业演员，每年演出三四百场，要算是全国演出最多的艺术团了吧？在我们华西，确实没有洗脚、按摩什么的，我们不发展那些东西，老百姓、年轻人，也没因为少了这些就离开华西了。相反，原来我们华西村只有1524人，现在已经发展到3万多人了，周围村子都是老百姓投票，百分之百愿意并入华西村的。”
已是耄耋之年的吴仁宝至今天天坚持为集体工作十六七个小时；他最看不过眼的是别人陷于穷困、祸患和不幸之中，肯定要倾囊相助；而他最高兴的时候，是自己端着一碗白开水，给欢宴中的人们敬酒，看着他们吃下山珍海味（他自己从不陪吃陪喝，只是躲到一边吃一碗清汤面）。他的座右铭是“有福民享，有难官当”；他坚守早年许下的“三不”承诺：不拿全村最高工资、不拿最高奖金、不住最好住房（他家至今住在上世纪70年代建造的华西村老住宅，相当于当地贫困户的居住条件）。多年来，他一直告诫村民：“一人富了不算富，全村富了才算富；一村富了不算富，全国富了才算富”。为此，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就提出并落实了一项伟大的工程———华西村出资2500万，用五年时间，为全国培训5万名村支书，以推动全国农村共同致富。他还出资在宁夏、黑龙江、江西等地扶贫，结对子建起了一批“华西村”，帮助当地人民走上脱贫致富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