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传闻已久的中国工商银行改制、注资改革并未如期而至。2005年2月1日，在工商银行总行九楼的一间小会议室，午后阳光眩目。处于焦点中心的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姜建清接受了《财经》杂志的专访，谈及工行近年来的变化，也坦露了自己对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希望和忧虑。
改制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针对外界沸沸扬扬的注资模式、金额、时机的议论，姜建清首先声明：“我现在不能谈，也没有权限谈。我能说的是，工行正在积极准备，等待中央、国务院对工商银行改制方案的审批。”
姜建清随后对财务重组和内部改革的关系进行区分。他表示，现在有人把改革简单理解为财务重组，甚至工行内部也有员工这样看，这是不能苟同的。
“银行的改制方案包括财务重组、成立股份公司、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乃至上市等内容，但这些都不是改制的核心”。姜建清强调，如果有政策支持，这些都是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完成的工作，而完善公司治理才是商业银行深化改革的核心，要体现在商业银行增长方式和经营模式的转变上，这需要持续不断的努力，是长期的工作，因而对银行具有更本质的意义。
姜建清说：“外界如果以理想化的眼光来看待这个过程，就会很失望。改制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是没有终结的战争。”
早在2002年底，姜建清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曾表示，中国工商银行依靠自身努力和积累，可在九年内解决所有历史包袱（参见《财经》2003年第1期《姜建清细解工行》）。不过，当时姜建清也指出，在面临利率市场化、2006年全面开放银行业的冲击下，单凭自身积累可能要承受一定的风险。2004年底，工行对外宣布如果能获得国家的注资支持，有能力在三年内完成改制。
时至今日，姜建清对于这一前景的描述更为乐观：改制完成后，工商银行每年预计有1000亿元的经营利润，有望成为中国盈利最多的企业。如果每年能够提30%的拨备，即300亿元（大约是信贷余额的1%），工行信贷净利差去年是800多亿元，今年可达到900亿元；300亿元的拨备约占信贷净利差的三分之一，这是属于可控范围内的成本。如果在这个拨备范围内，把每年的信贷资产质量问题都能解决掉，那么剩下的利润还有700亿元，资产回报率（ROA）大约在1%左右。此外，有效的成本控制可以保证银行经营效率的提高，2000年工行的成本收入比为61.84%，2004年成本收入比降到了40.35%，比2000年下降了21.5个百分点。
按照这一理想图景，工行改制后，市值将位列国际十大银行之中。“只要风险能控制住，成本控制在比较好的水平，工行经营绩效基本能达到国际商业银行的中等偏上水平。”姜建清说。
然而，实现这一宏图谈何容易。姜建清承认，改制后经营利润达到1000亿元，事实上只有把不良资产保持在非常低的水平才有意义。
在此，姜建清对记者算了一笔风险账。账面利润的获得至少要扣除三项大的成本：一是财务成本，包括税务成本；二是拨备成本；三是资本金成本。依照这三项成本（1%的拨备、0.56%的资本金股东回报，加上营业税边际回报0.25%和财务成本递增0.5%），以及贷款收益估算（按3%的利差计），现在工行贷款资产允许的风险损失成本大概是0.7%左右，也就是100亿元的贷款最多允许7000万元的净损失（或者是3.5%的可疑，或35%的关注）。一旦超过这个标准，达到上述利润目标就有困难。
解读工行账本
中国工商银行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商业银行。截至2005年1月1日，工商银行总资产达到了5.7万亿元，信贷资产达到3.7万亿元。1999年工行的经营利润尚亏损175亿元。2000年开始盈利，当年为100亿元，2004年盈利747亿元。
这些数据均为拨备前利润，对此，外界颇多议论。
姜建清称，“外界常说国有商业银行剥离不良资产后，又长出来一块不良资产。这种说法不准确。”工商银行是不良资产最多的银行之一。2000年剥离部分不良资产之后，四年来工商银行的不良资产余额净下降了2066亿元，其中不良贷款余额下降1282亿元，非信贷不良资产余额下降784亿元；不良资产率和不良贷款率从1999年6月末(当时的最高点)的42.5%和47.5%下降到2004年底的14.2%和19%。而1999年以来新增的不良贷款的比例是1.6%。（见表“2000年来工行不良资产下降统计示意图”）
新增贷款不良率如此之低令人咋舌。2002年底《财经》曾问及姜建清是否存在着贷款中的“常青藤手法”，即“借新还旧”和“还旧借新”，当时姜建清表示这个问题已经控制住，要在几年内消灭。银行体系的专业人士都清楚，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但如不尽快解决，对银行而言潜伏着非常巨大的风险。
此次姜建清对这一问题提供了更为细致的解释，并称至2004年底已经解决大部分相关问题，预计到2005年底将全部解决，比原来计划的要提前四年。
姜建清称“常青藤贷款”在很大程度上缘于历史问题。中国从1983年开始，财政不再给国有企业拨资本金，基本建设资金称为拨改贷，流动资金则变成银行统一管理流动资金。从那时起，国企的资本金没有来源，银行的流动资金贷款实际上变成一种资本性信贷，长期周转而不能归还。在企业的变化过程中，这部分信贷慢慢变质，其中大量的贷款被企业挪用、占用、移用，有些变成企业投资，有些变成土地设备，有些变成应收账款、库存积压、坏账、欠税欠利欠费，最后形成事实上的不良资产，而银行只能不断用展期来掩盖这部分流动资金贷款的风险。
这样的贷款，2000年最高的时候工商银行有9676亿元，占贷款总额的比例达40%。甚至其中相当一部分并未包括在工商银行当时的不良贷款和被剥离的不良资产中。
工商银行从2000年开始，制定了这部分贷款的压缩和退出计划。到2004年年底，还剩下1719亿元，占贷款总额的比例已经降至4.77%。几年累计压缩这部分高风险贷款7957亿元，年均压缩1989亿元。今年年底会全部解决，结束这一历史问题。
工行对这一历史陈账的消化主要有三种途径：第一种是退出的有3000亿元贷款；第二种是五年中变成坏账的有2000多亿元；第三种是一些资质良好的大型国有企业如中石油、中石化等，有2000亿到3000亿元的贷款，则完全纳入正常贷款管理。姜建清特别指出，工行从2001年不良贷款净下降的实际金额为3600亿元，但对外公布的只有1200多亿元，其中的差额有一部分就是补了上述窟窿。
在工行的账本上，另一项重要指标也引人注目：高达19000亿元的非信贷资产，2004年底的不良率只有5.6%。然而外界怀疑，国有银行对非信贷资产的不良率和拨备中存在着估计不足的现象，这在中、建两行的改制中已有教训。比如国有商业银行持有的长期债权资产，在目前加息周期内面临一定的利率风险。工行的非信贷资产中绝大部分是债券投资，其中除了华融债，还有相当的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央行票据以及短期融资等等资产，其中有一部分是长期固定利率债券。
对此姜建清称，工行债券资产中99%以上为国家信用和准国家信用的债券，基本没有信用风险。由于工商银行债券投资绝大部分以持有到期获取利息为目的，并不在市场上大量出售变现。目前存款利率超过债券利率的可能性较小，因此利率上升时，只是应赚的息差缩小，不会实际形成跌价损失。
近年来工行也关注到利率风险问题，但由于受交易工具和市场等方面限制，缺乏利率风险对冲工具，只能通过提高短期债券和浮动债券比重，缩短投资组合久期等来尽量减少利率风险。姜建清还表示，未来要按照投资目的将债券资产分为投资账户和交易账户。对投资账户不需进行市值评估，市值变动不会影响工商银行利润；对交易账户则要按照市场价格计提损益，但目前交易账户占债券资产的比重不到2%。
在2000年剥离不良资产后，工行的账本似乎涤荡一新，然而银行的真实质量问题往往需要经过多年才能看清。外界一直担心，万一将来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比率失控，又会将原因归结为政策性因素，而陷入向国家不断要求注资的恶性循环。在此次采访中，《财经》再度向姜建清询问了政策性贷款的因素，他给出了肯定的答复：“1999年以后的贷款已经完全按照商业化运作，基本没有政策性因素影响了。”
无论如何，工行的自我解析的准确程度尚有待时间检验。去年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对工行2003年总资产的63%进行了审计，其中贷款五级分类结果与工行的自我统计误差是1.7%，工行已对此进行了调整。现在安永将对工行2004年的全部资产按国际标准进行审计，如有误差亦会调整，“要经得起所有的检查和外部评估，关键是保证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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