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医药：国家药监局的风雨十年
由于通过GMP认证需花费高额费用进行硬件改造，一些花不起的企业不得不通过弄虚作假来过关。而获得认证之后，药监对的企业后续监管亦严重不足。
新华社报道“欣弗”事件时称，安徽当地药监部门一位工作人员透露，因为企业通过了GMP认证，他们一般很少到药厂去抽检，基本每年就是象征性去一下。这样，“欣弗”这样的问题药品就堂而皇之地流入市场。
“走形式”和“重认证轻后续监管”的存在使得一些通过认证的企业依然免不了出事，之前的“齐二药”和如今的“佰易”都是经过了GMP认证的企业，但却都造成了震惊全国的伪劣药品事件，这或可部分解释药品公共事件频发的原因。
在1999年的全国两会上，关于地方药监系统垂直管理的呼声已出现，一年以后愿望成真。2000年6月7日，药监系统机构改革做出第二次重大调整，省级以下药监系统从隶属各个地方行政机构变为垂直管理，省一级药监部门的财权和人权仍在地方政府，但由国家药监局实行统一的行业管理。
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马凯称，由于省级及省级以下药品监督管理机构不统一，监督管理力量分散，地方保护主义盛行，有的甚至官商勾结，沆瀣一气，严重影响监督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因此改革药品管理体制，势在必行。
直至2002年8月12日，一个全国集中统一、省以下处置管理的药品监管机制初步形成。
由于是行业管理而非直接领导，这种体制也导致国家药监局的很多工作很难展开。即如果国家局要求查处地方违规药厂的话，要是涉及到地方利益，在地方政府影响下，地方药监局未必100%服从，而它不服从，国家局也不能直接影响地方局领导的职位。这样的体制也导致了官商之间的利益链很难被打断，反而造成了监管冲突，而至随后的监管孱弱。”宋华琳说。
2002年12月1日，《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试行）》正式实施，也标志着“地标转国标”工程的启动。所谓“地标转国标”，就是将原来分散在省一级的药品审批权收归国有，制定统一的“国药准字”。 这是为了改变药品审批标准不一、地方保护主义盛行、药品全国流通困难等诸多难题。
“地标转国标”，因为是中央向地方集权，改革之初就遭到了地方的抵制。从提高药品质量，防止地方保护主义，加强药品全国流通确实有积极的作用，只是在权力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后，缺少有效监管，终酿祸端。
这一年，药监系统腐败问题初现，浙江省药监局原局长周航、国家中药品种保护审评委员会办公室原主任韩白石、原副主任毕可展因收受贿赂被判刑，成为药监局成立后首批被公开查处的贪官。
权力扩大至食品领域
2003年4月16日下午2时30分，挂了5年的“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牌子被“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取代。
经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国家药监局再次扩权，将食品、化妆品和保健品的审批管理权纳入麾下。郑筱萸、邵明立、任德权三人职务不变，鲁惠生、张文周、杨宝祥为党组成员，杨宝祥为中央纪委驻局纪检组组长。
把直接和人体接触的东西，吃的用的，直接接触皮肤的，放在一起统一管理，是比较科学的，因为它有很多检查指标和手段都是类似的。放在一起监督，可以节约很多资源。这是当时将食品纳入药监局时较多的声音。
牌子刚挂出不久，“非典”全面来袭。抗“非典”药物研制成为药监系统的一场攻坚战。药监局紧急开辟绿色通道，成立了防治“非典”药物审批专家组，特事特办，加快“非典”的研究。2004年，一种来源于禽类的H5N1病毒，再次威胁人类———禽流感也考验着医药卫生界。药监局称，要像防“非典”一样，为禽流感药物研制开辟绿色通道。这些都给药监系统争得了脸面。
但食品权力的移交并没有像药品那样彻底，几乎是有其名而无其实，食品还是处在质检、农业、工商等部门多方管辖，但老天似乎就爱作弄人。
就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挂牌不久，4月，安徽阜阳农村，13个婴儿的幼小生命，因食用劣质奶粉而结束。这一事件惊动了国务院，温家宝总理亲自批示，要求彻查。
就这样，药监局还刚刚跨入食品领域的门槛，就被狠狠的教训了一把。
- 众说风云 (已有0条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