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科技政策

生物谷

　　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的科技体系一直得到联邦政府的大力支持，研究的执行则分布在大学、产业界和国家研究实验室。

　　这种组织结构有许多独特的特点：1、有一个基础研究的核心机构――国家科学基金会；2、其它部门和机构，如能源部、农业部、卫生部、国防部（有限制）和国家航空航天局等也对基础研究给与大量资助；这些部门都有各自的“使命”，但它们一起形成研究资助的坚强后盾；3、对受资助的研究的同行评议使饮誉者具有持续的优势；4、资金提供者之间的充分竞争产生了多样化（例如，每个军事服务局分别资助研究，而资助医学研究的机构有数十个）；5、在有技术回报的所有领域都有大量的工业研究活动，而且这些活动与日俱增；6、研究人员的竞争市场导致各学科薪酬的重大差异。

　　巨型综合性大学：现代研究性大学

　　大学除了教学之外同时承担研究职能，这样就起到了核心作用。帮助加州大学构建了组织结构的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曾提出，大学的这种“多重职能”将使它变成“巨型综合性大学”，这样的大学对许多人有许多的含意。

　　大学同时是职业学校、研究机构、专业教育的文科预备院校和继续教育中心。规模较大的研究性大学是大量慈善捐助的受益者。例如，在90年代初的三年内，斯坦福大学就确立（并发动了）募捐6亿英镑的运动。美国研究机构的技术人员和支持人员数量少于欧洲，所以有必要让学生承担一些支持工作。包括技术教育在内的所有教育在大学层次一般都比欧洲的大学范围广，在研究生阶段则是同样的专业。美国的医学非常独特，大型大学往往都有健康教育。许多大学包括“土地赠予”大学都与工业和职业主体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大学正日益成为知识产权的创造者。

　　政府研究实验室

　　政府研究实验室的遗产和重大重组过多。它们现在靠对冷战的贡献的“残羹”过活。国家研究实验室很大，但并不太引人注目，而且多与“核”、健康或“航天”有关。除健康以外，它们与工业研究没有成功地建立联系。但它们通过其采购需求刺激先进技术。从能源部获得的资助（与核有关）阻碍了美国替代能源的研究。其它直接的研究职能（如农业）已基本放弃或剥离出去。

　　工业研究

　　工业研究由采用垂直一体化结构的大公司和较小的专业化公司来执行。部分地由于军事承包的传统，两者之间存在一个“鸿沟”，一些用户产业已经组建了重要的合作研究机构。许多研究领域比较薄弱，如“绿色技术”、机床研究、钢铁或消费电子学，其原因常常是由于产业结构正在趋于分裂和衰减。美国的公司仍然严格区分研究和经营，因而沿用“中央研究实验室”。

　　硅谷和128公路的发展

　　美国的高技术研究受创造财富这种动机的强烈驱使，高技术研究创造出无形资本（知识），然后靠这些财产又在资本市场上获得收益。高技术公司在与军方的合作中处于伺机地位而不是伙伴地位。在硅谷和128公路等地区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学，高跳槽率有助于开发小组甚或是整个生产队伍的相互交流和迅速建立。出售股份只是英特尔、惠普等少数已制度化的公司的重要目标。因为“年轻”公司的目标是变得富有和赚钱，所以它们的投入水平非常高，而且这是青年的游戏。这种模式已经扩散到美国其它许多地区，如得克萨斯的奥斯丁、俄勒冈的比弗顿和北卡的研究金三角。

　　科学的内部管理机构

　　美国的科学精英们被组织到三院（国家科学院、国家工程院和医学研究院）之中。其它有影响力的协会以专业协会为基础（如美国医学会）或以更一般的协会为基础（如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或美国科学促进会）。联邦政府在资助中所起的主要作用使它成为重要问题管理的核心，例如政府研究产生的知识产权的利用以及关于科学造假的争议、研究资助过多地用于日常开支等。

　　财政紧张削弱了大学研究人员的地位，导致他们获得“终身职位”的变数大增和按合同他们作为“博士后”研究人员长期雇用的扩大。通常鼓励大学教授担任科技领域的顾问职位，这依据对外界活动的投入水平和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等进行管理。

　　从冷战到竞争力

　　因为联邦资助的数额过去主要从冷战的角度来判断，所以在对其供给的合理性判断方面问题越来越大。竞争力议程对研究资源的维持和改向起到了帮助作用，但它是一个特别严厉的主子，因为相对竞争力比军备更容易衡量。竞争力逻辑对国际科学合作、外国国民的培训以及研究成果的自由处理提出了一个难题。这种逻辑的极端包括建议利用中央情报局去窃取“工业情报”。美国近期的繁荣使这种主张有所减少，但也可能会死灰复燃。

　　新使命和目标的确定

　　美国科学和技术政策中缺乏协调被批评成从本质上是个顽症。国会已经撤消了它自己的“技术评估局”，而且总统科学顾问的地位几年来一直在下降。

　　如果没有对一个主要的新“使命”的全国共识，财政紧张可能会继续侵蚀联邦资助的基础。这不一定是坏事，因为即使美国研发投资占GNP的比例下降到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其投资仍然是一个非常大的系统。但这有可能导致一种恶性循环。

　　可供选择的使命包括一个重新注入活力的高等教育部门、一项重大的空间任务（火星）、一个重大的医学挑战等。其中任何一种使命可能都不是独立的，但总地来说，出现一个新使命的可能性会比较大。

　　未来的亮点仍然是医学研究（但较难中的）和信息学（尽管除教育外，对联邦资助的需要仍是模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