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科学规划应该管“林”不管“树”（二）
科学应该视为火车头而不是后车厢
二战以后对美国科技发展起了重要领导和推动作用的布什（Vannevar Bush）,技术出身而且长年对政府和管理有影响,他强调对科学不是计划而是增加支持以使国家能不断进入新的前沿。他认为,如果以前人类发展是靠开拓物质的边疆,那么科学给人类带来的是无尽智力的边疆(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
中国发现自己落后于西方以后这一百多年来,从舆论和口号上看,对科学的重要性不可谓不重视.有几届政府也对科学有行动,推动了中国科学的发展.可是如果仔细比较中外对科学的实质支持,又会发现中国对科学的传统态度并没有彻底改变中国人民、历届政府和舆论对技术很崇拜和支持,但还没有发展出以科学为国家经济先导力量的现代思想,就对科学的实质支持而言,政府总是持国库有富余才可以发展纯科学的观念,这似乎仍然是根深蒂固的"衣食足然后知礼仪"观念的翻版,并没有认识到科学对于现代国家所具有的根本意义。
上世纪初几十年，中国基础太差,谈不上科学规划,只能以引入近现代教育,培养科学人才为主.五十年代科技规划时有过以科学为动力的提法,其后还是以科学为附属;八十年代着重经济发展,但国家领导对科学理解仍然不够,以后两届政府在科学投入上增加了,特别是近年的知识创新计划使中国科学出现新气象。可惜认为经济发展起来之后才用之于科学的观念还是没有彻底改变,基本方针还不能说是支持科学,使它成为经济发展的先导。
我们如果比较美国和中国对非国防科学的支持,可以看到国家层面的理念是不同的。这里以生物医学科学研究为例,相信对其它科学也是一样.生物医学是和人民生活晶质和经济发展有重要关系的科学.美国对生物医学的科学研究(不包括临床医疗服务)支持有几个渠道,国家层面主要的一个是国立健康研究院(NIH)。我们如果看美国过去60年来对NIH的支持,同时对比美国当年的总体经济指标GDP,就会发现,美国对科学的支持在关键时刻是先导于经济发展、在一般时期是齐头并进。
1938年,NIH年度经费是46万美元,占当年美国GDP的百万分之五。1957年,NIH的年经费是1.47亿美元,占GDP万分之三,这是战后资源分配极大的改变,和1938年相比,生物医学在美国国家资源的占有比率提高了将近一百倍.前苏联卫星上天后,刺激了美国对科学和技术的全面和大力的投入,而且不是只应付航天和军事方面,NIH这样的科学机构投入也大量增加,到1967年其经费首次超过10亿美元，占GDP的千分之一点三,比率较1957年增加4倍。1975年,NIH经费跨过20亿美元,GDP的比率维持在千分之一点三。1993年NIH经费跨过20亿美元,占GDP的比率千分之一点六.2002年跨过200亿美元,占GDP的千分之二点二,2003年达到271亿多美元，占预计GDP的千分之二点五。从这些数据看出在美国总体经济规模还比较小的时候,国家对科学的资源分配提高程度是大大高于其它方面。在国家总体经济规模比较大以后，科学的绝对投入量也会木断增加，占GDP比率要么维持恒定要么增加。
再看科学投资对美国发展的影响。五十年代初,分子生物学创立于英国,但其蓬勃发展主要在美国。到七十年代重组DNA技术在美国发明，生物技术产止也就首先在美国建立,一个新的现代产业随之兴起于美国并茁壮成长,而且使传统药物工业成为生物药业,并改造了传统农业。迄今生物技术在现代经济的地位已经毋庸置疑。它在美国的诞生，和美国五十年前的先导支持及以后持之以恒的支持是分不开的.除了发展经济以外,对NIH的支持还导致了许多诊断和治疗疾病的方法,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质量,人群健康的改善对国家经济还有不可估量的贡献。
迄今为止,中国有不同的指导思想处理国家经济和科学的关系.中国总体GDP已经在1994年超过美国1967年GDP。为了比较方便,还是以生物医学科学为例,中国目前对生物医学的支持不到美国1967年的水平。如果中国立即改善对生物医学的支持,使中国对生物医学的支持达到美国1967年的水平,相对于中国GDP增长来说,也已经滞后十年.如果不迅速改善,照目前速度,中国生物医学很可能滞后自己的经济发展20年。这样中国给人的印象是,无论在口头上中国如何说科学重要,实际上,中国的行动是认为科学是经济发展的后车厢中一节,而不是引擎的一部分。这样也容易理解具体到国家经费决策部门，对科学部门的态度是居高临下：有了钱分给你们一点。而不是说中国要持续发展需要科学界出力推动下一步发展。
美国最初对生物医学的支持,并不是有任何人或者国家机构可以计划新的产业形成，没有人在五、六十年代能预计七十年代生物技术产业会诞生。对生物医学的支持理由一部分是人类健康的需要、部分是对科学研究的信心。国家提供的是经费和管理体制，让科学界竞争，产生当时意想不到的结果。
因为中国对科学整体支持低,造成中国科学力量薄弱。目前中国生物医学有效的活跃研究力量全部加起来,很可能小于我所在的华盛顿大学。华盛顿大学生物医学研究力量因为有一定水平和规模,才能多年不仅基础研究有成效,而且产生重要的应用成果。以前药理系主任尼德曼到药厂任副总裁后,1999年推出世界上销量很大的新型抗炎药Celebrex(2002年销售31亿美元),基础是他当年在学校由NIH支持的研究,现在学校研究干细胞做治疗,有更多的人做发育生物学的基础,开创用正电子扫描做脑研究和疾病诊断，是有一个庞大的放射科为基础,能够推出世界目前最好的前列腺癌旱期诊断生化试剂(PSA),是有一个很强的生化基础,华盛顿大学基因测序中心比美国以外任何一个国家总体测序能力都大,是有一个强的遗传学系和曾经做过线虫的系主任为基础。华盛顿大学一个学校能长期不断出成果,国家特别是NIH多年强有力支持是必要的条件。
目前,高校水平不高己是中国教育水平提高的一个瓶颈,而高校水平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别最重要的就是科学。中国已经开始对高校增加投入,甚至提出要在中国出现世界流的大学。事实上，没有科学的提高，这个目标是不可能达到的。如果中国维持目前趋势,在10到20年内中国出现世界一流大学可能性很小。
中国在整体料学力量不足的情况-Ft想解决重要的问题，自然显得力不从心。比如在中国对结构生物学支持不足肘,希望合理设计现代新药,这和要求从三层楼开始建造大厦没有多大差别。SARS出现的时候，许多人希望赶快找出病原、提出治疗方法。因为中国找错了病原,有不满和叹息。实际上,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对病原和治疗的现代方法,中国极少是自己找到的。中国迄今以来找到最重要病原的科学家汤飞凡在发现沙眼的病原后不久因为政治原因于1958年自杀。他1950年在北京组建的中央生物制品检定所也没有得到良好的发展。中国多年来整体生物医学资源稀少,有急病发生时要求马上有成果，无异于临渴掘井。SARS发生后,只是局部增加对疾病控制中心的投入、而没有跟进对微生物学的支持，这样还是治标不治本。要是固守将科学作为后车厢的思路，不用说中国还有其它影响人民生活的重大疾患没有解决,就是再发生几个传染病,中国找出病原的可能仍然不大。因为中国并没有通过这些教训而采取根本的、积极提前的措施,而只是取得了跟在危机后面的、被动的经验。
如果中国根本改变视科学为后车厢的思想观念,真正体现要让科学做火车头的重要部分,国家对科学投入的态度就不是施舍、而是愿望。国家对科学的支持首先要改变滞后自己经济发展多年的现状,尽快达到和GDP增加形成良性互动:携手并进或者在适当时候对科学的支持还要超前于GDP增加。
反对中国加大支持科学的人，有几种观点。一种是认为科学对经济作用小，技术作用大。可是美国对科学的大力支持不是美国人对知识有特别的天然爱好，国家对科学支持原因是因为科学是技术的源泉，是现代经济的先导。英国这样一个只有6千万人口，国土面积稍大于福建省、资源不多的国家，却有稍高于中国全国的GDP，也是和它多年的科学领先分不开。日本曾长期偏好技术，可是在近年经济停滞过剩，而是认识到科学对现代经济的推动。新加坡这样GDP只有中国十分之一的小国，最近在生命科学的投资也远离于中国，不是新加坡的当政华裔对科学知识的爱好远高于中国本土的人，而是希望能以科学带动技术和产业。
另一种反对中国大力发展科学观点是，中国目前还有生活贫困的人，有许多农民，中国需要发展人口密集的行业，而科学不是“人口密集产业”。照这样的观点，中国不仅现在，而且在很长时间都不用重视科学。这个初看起来似乎很讲“中国国情”的论点，实际已经被中国和外国实践检验证明是不对的。科学和其带动的技术和产业向人口密集产业的价值转移，才是人口密集产业所依赖的。长期历史上，人口最密集的是农业。事实证明，中国（和其它国家一样），不能永远靠农业来解决人口就业。六七十年代知识青年下放农村，好像一时缓解了就业问题，是一剂人口密集产业的“良方”，实际上是不顾经济规律，而且被证明负作用为主的低能主意。中国农业劳动人口过剩早已成为严重问题。科学带动的技术和新产业不仅是直接解决高科技人员的就业，而且高科技产业的价值转移才使其他人群的经济利益得到大大提高。在美国从事人口密集的服务业的人比在中国有更高的收，不是因为他们的服务更好（比如美国餐馆的食物就不一定比中国的好）；他们收更高是因为他们服务的人群生活水平更高，而美国过去整体经济提高直接是由科技推动的。科学带动技术提高产业的价值，在经济上转移到其他人员包括服务和管理人员，建筑业和医疗保健业。同样，日本这样一个人口密度比中国还高的国家，解决这么多人的工作和生活问题，靠的也是高技术产业使全社会得益，也包括所有不从事科学技术的人收入提高、生活改善。台湾经济起飞，也是高科技产业带动提高其它非科技产业的价值,使全体人民得益。推动料学、带动技术，是世界各地近现代史所证明的有效道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选择经过检验的道路自然更加稳妥，而由科学来带领经济发展这样的道路，是已经由多个国家证明有效的。
确实，国家对科学的支持，其结果反馈到国家有快有慢。对国家决策者来说，有一部分做出的对科学支持、其结果在决策者任上不能显示。事实上，也正因为这样，有许多短视的决策者不愿支持科学。不过，从国家历史来讲,是只看重在任上就彰显的业绩？还是对国家发展高瞻远瞩,也看重为人民建立有历史功绩的可以流传子孙的业绩?也许对这两个不同方式的选择是历史和人民评价领导者的一个重要标准。
规划应该着重改变体制现存的弊端
中国科学体制还有弊端,有些问题是根本的,不是任何部委分别可以解决而是需要国家层面来解决的。国家规划也许应该多用精力来理清思路、协调各部委不能解决的问题、制订统一的规范，极大地改善中国的科学环境，使中国的科学能走上快速健康发展的道路。
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经费管理体系。建立合理、有效、尽量公平的科学评审和经费管理体系,可以提纲携领带动整体改革。国家层面主导经费管理体系,确立竞争和评审原则。各研究机构、学校更要改革，跟上国家体系的步伐，让科学研究人员集中精力竞争做好他们的科学本业，创造对人类、对国家真正有意义的产物。对于中国已有的比较成功的经验，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应该更多支持。
目前管理体系中科学经费“政出多门”使中国科学管理无法全面安排。而且标准无法统一。除了和科学有关的部委以外,其它部委包括计划、财务的部委也不时可以对某些科学项目感兴趣，不规范地、不经过合理评估地发放经费。这样的做法,干扰国家规划，也扰乱科学家工作。因为这些部门的经费不是正规固定的,即使邀请专家评价,因为专家觉得这是临时的经费,所以评价不认真走过场。造成非科学管理部门的单项经费额度有时比科学管理部门的还多，大经费额度的评审严格程度远不如小额经费的情况。也助长一些科学工作者不以科学为重,而是费尽心思以科学为幌子去争取资金，腐蚀了科学界。
中国目前科学管理体系造成行政严重地干扰科学。一个有效率的体制,应该是行政和后勤人员全面支持和服务于前沿科学家和科学工作者、使科学家能感觉不到行政和后勤人员的存在，全力以赴专心工作，这样才能最好地形成科学发现气氛，也使国家的经费最好地被应用。但是,目前行政领导和财务领导不是起支持和后勤作用,而是常常越权管理科学课题，干扰科学家工作。重要的科学课题评审不是由前沿科学家主导，而是由行政、甚至有时由财务部门来主导。行政领导如果看重学术，那是该部门科学的运气,而实际上使科学走偏的现象常常发生。因为不具体在科学前沿活跃的人参与科学课题和方向决策,本身受非学术因素影响的可能性很大。常见的是，非专家对某学科的理解是受媒体的通俗介绍所影响，然后用这样隔靴搔痒的知识反过来在“科学计划”的旗帜下影响中国做什么样的科学。这样,中国科学因为体制缺陷，人为地引入了媒体做指导，干扰了科研方向,增大了科研成本。
中国目前体系一般行政人员权力过大，造成在中国科学经费总体远低于美国的背景下,中国科学经费分配过程的成本却远高于美国的现状。在美国相应的一般行政人员，不过是给专家推纸(将公文从一张桌子旅行到另外一张桌子上没有任何影晌力和决策权。这样美国虽然工资高，而其科学管理成本却比中国低。在中国，同样的科学管理任务赋予行政人员权力太大。比如，本来由专家决定的评审委员会名单，在中国相当低级的行政人员却能有影响力。在目前社会风气下，有相当多中下级行政人员在给国家科学领域办理行政事务的过程中，获取各种形式的私利。久而久之,有些人的态度俨然以为自己是将经费施舍给科学家,而忘记了这些经费是中国人民用来发展科学、推动国家科学进步的经费,行政人员应该是科学工作的服务人员而不是科学家的恩人。
如果希望科学健康发展，国家应该制订政策和法规来改变这种状况。中国目前体制不仅受贿不能杜绝!而且会造成体制性助长行政人员夺科学研究经费为私人收入。有些管理科学经费的部门和人员,同时自己或者自己的直系亲属开私人公司，名义上是服务科学人员的采购,实际上是规定该部门拨给科学机构的经费在采购仪器试剂时，一定要通过这样的公司。这等于是行政人员私人收国家机构的税。这样的现象使许多人包括老院士到新教授都得忍气吞声、有些人甚至习以为常了。国家应该制订规章彻底取缔这些机构,至少使他们回归辅助和服务地位、而不是盘剥地位。
中国体制需要明确将国家科学机构和私人公司分开。目前体制没有制止这样公私不分的情况。这样助长产生了一些国有科技机构和私人公司两个名称、一套人马的现象。这不仅在经济上可能出现“混帐”的情况，而且即不利于科学发展、也不利于企业发展。比如作为科学机构，它可以申请国家的研究经费,但是这样的经费如果和企业账目混在一起,企业可以从国家科研经费“得利”这样它不一定要开发能通过市场竞争的产品、不定要走向市场,因为只要向国家申请“科研”经费，就可以“盈利”和“分红”。企业也就可以失去为市场的动力不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力量。这样的科研机构同时也不向科研负责它可以强调本身目的不是发表论文,就不接受科学评审。也就造成市场和科技两方面都不能监督的局面。所以，中国需要制订新的制度，使科研机构和私人企业明确分开,这样国家支持科学，科学研究产生的技术或有市场价值的产品可以由企业买专利后开发、推向市场，但是企业要经受市场考验不能用科学机构的科研经费。这样才有利于科学、企业良性发展。
因为媒体和行政有相当大的间接和直接影响，简化庸俗科学、好大喜功等问题就不能解决。所谓“皇帝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现代科学翻版，仍在中国上演。因为非学术原因而喜好大课题,鼓励了一些故意找大题目甚至不惜小题大做的人和行为，本来是小课题可以解决或者应该先做的课题，一上阵就是巨大的题目。课题科学价值有限或者极小的,中国却可能给相当经费。反映在学风上,也是喜好讲大题目。
我认为，中国的科学体制虽然不可能一蹴而就地达到完美境界，但是现在有条件、是时机,应该推动重大变革了,这样才能对得起比起官员或者科学家来收入还是很微薄的普通人民、对得起过去几代科学家和真正推动中国科学进步的先辈领导前赴后继的努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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