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科学规划应该管“林”不管“树”（一）

科学规划应该管"林"不管"树"

    科学和技术的规划有很大的不同。对技术也许国家有时候可以计划方向和项目。对科学,首先要明确国家可以规划"林区"而不是具体管“树”。

    中国科技史上成功经验(主要是“两弹一星”)是对技术的计划，不是对科学的计划,这点常为主张计划的人员忽略。中国为制订国家科技中长期规划邀请的外国专家(包括管理人员),也明确表示不能计划科学,但这个观点往往被有关单位认为不利于争取上级支持,所以难以反映到决策高层。

    国家的对科学的"林"区规划,主要是体制和经费。科学的方向和课题都是属于"树，不是国家规划的重点（而且常规不应该由国家来计划)。对于科学，国家不应该计划课题.而因为科学的前沿性和未知性,国家常规计划并向,也是危险性很大的。我们如果回顾过去,会看到中国在科学管理时常常出现本末倒置的情况。国家层面和一些行政部门越位直接管科学方向甚至课题，而对国家应该起的作用如体制改革、经费管理却力度不够，而出现了国家对科学“管树不管林”的明显弊病。

    国家可以规划好体制、创造环境、提供经费,让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和国内外同行竞争，创造出对人类有价值的基础知识和应用成果。多年来国际科学的历史证明原则上,国家是不能计划课题、常规也不能计划方向的。因为科学的真正前沿和最激动人心的突破,不是靠计划可以得来的。科学前沿最重大的发现不是一般人可以预计和计划的,这些发现带动新的技术和产业，为人类发展带来不可预计的推动和新机会。70年代美国政府对癌症宣战，但是因为攻克癌症没有足够科学基础，所以也就不可能象技术计划一样有圆满的答案。而新型的生物技术产业,却是由没有计划的科学发现而带动后在70年代创立。所以说,从科学发展基本规律看来，科学不可由国家来计划。

    从管理经验来看，科学也不能计划。英国剑桥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实验室(LMB)是个很好的例子。它脱胎于物理学家麦克斯韦(James量Maxwell)19世纪创立的卡文迪许实验室,在LMB创立以前，卡文迪许实验室有5人获得过4个诺贝尔物理奖。1947年佩鲁兹(Max Perutz)创立LMB后,它有12人7次获得生物和化学诺贝尔奖(包括开辟分子生物学理论多个奠定现代生物技术产业基础的技术发明)。LMB由很少成员逐步发展成一个研究所，其创始人和多年领导者佩鲁兹不仅自己的研究得了诺贝尔奖、而且通过选择和鼓励其他科学家而对整个LMB有很大的影晌。他也常为英国科学做评审和管理咨询。如果从可以对科学进行计划的观点推理,佩鲁兹应该最适合总结如何进行科学计划。可是,佩鲁兹明确地写道科学发现是不能计划的。如果佩鲁兹以他60多年领导世界上最成功的研究所的体会还说科学不能计划,那么其他人更没有能力在国家层面对科学进行计划。国家要起的作用是创造环境让佩鲁兹这样的人在中国本土出现和成长。

    美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法莫施(Harold Varmus),当他从科学前沿一步转换到全国生物医学领袖职位、领导年经费2百多亿的国立健康研究院(NlH)以后,也从来不推行科学课题或者方向的计划,而是成功地提高国家科学经费,同时推出改善全国生物医学经费评审的措施,整顿院内研究人员评估规则.简而言之,如果领导大学内部一个研究机构的英国科学家佩鲁兹,和个领导全国大型机构的美国科学家法莫施都不能推行计划科学,又怎能设想在中国有许多特殊人才可以在国家层面计划科学的课题或者科学的方向呢?顺带说明：法莫施任上完成的人类基因组测序，和60年代的登月计划一样，是技术计划而不是科学计划.NIH新院长最近推出所谓Roadmap,也是技术和几个大体要鼓励的为面,而不是具体课题计划。

    如果计划经济不行，计划科学就更加不行。经济里基本是生产要满足人的需求,一般人(更不用说专业研究经济的人)总以为自己大概知道人民的需求,如果简单地看,经济好像是可以计划的。可是各国历史都证明计划经济没有生命力。中国也走出了计划经济的框架.而科学本身就有前沿的不确定性,多数人对科学前沿的突破方位、时机和途径也不清楚;要国家来计划就更不明智。某个科学家可以大胆创新某个课题,他个人和少数几个人探讨是可以的他们的课题选择对了会有利国家,他们错了主要是他们少数几个人失败、而国家损失有限。如果国家都做保险系数大的计划、那也就必将是科学界最常识的东西,这样的计划对科学没有指导意义、从而是浪费时间。科学是不可能由任何人(行政人员或者科学家)的计划来产生的,这其实是简单的道理。

    中国"两弹一星"等大规模项目成功,本来是技术计划和军事的特殊要求,而因为中国科学技术合一的管理体制,有些人误认为那些是科学计划成功的例子。也使相当行政人员热衷于组织大规模的科学项目,而没有把更多的时间精力放到对于科学发展极为重要的改善科学管理体制、创造好的科学研究环境上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