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生命科学“复苏”

生物谷

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Beijing Genomics Institute)，是第一家展示亚洲有能力在国际生命科学研究领域扮演重要角色的实验室。在北京首都机场附近一片破旧、简陋的工业建筑中，该实验室占据其中一座外观单调的建筑物。

就是在这里，中国为“人类基因组项目”(Human Genome Project)做出了出人意料的迟到贡献。在该项目中，中国是唯一扮演重要角色的发展中国家，该实验室目前已经确定了水稻、鸡和猪等物种的基因排序。

目前，该研究中心正向临近一座最近刚刚腾出来的咖啡包装厂扩展。现在刚对厂房进行整修和刷新，以满足运行一间清洁的DNA测序实验室所需的最低条件。研究中心副主任蔡大庆表示，作为中科院资助的三家基因组学实验室中最大的一家，该中心通过个人和公共渠道仅需要5000万美元资金，就跻身于世界前五家基因组测序和生物信息学中心之一。

在北京城另一端风景如画的中关村生命科学园，坐落着中国另一家领先的实验室——“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National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re for Biochip Technology)。该中心也已经筹集到约5000万美元的资金，中心大楼崭新宽敞，装修非常豪华，大理石的地面镶嵌有基因图案，一切与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简单实用的风格形成鲜明对比。然而，这里也在进行着世界级的研究。该中心通过其分拆出来的北京博奥生物芯片有限公司，在美国成功实现了生物芯片技术的商品化。

这两个北京的实例表明，亚洲的生命科学研究机构极为多样化。在整个亚洲地区，无论是简陋的实验室还是生物技术研究的殿堂，都在开展一流的研究。不过，也有十分低水平甚至粗劣的科研活动。实验室的外观和工作质量之间看起来没有什么联系，只要设备是最新的。

在大多数西方科学家的眼中，90年代之前，日本以外的亚洲地区根本没有世界级的生命科学研究。亚洲在化学、工程和数学领域具有传统优势，此后在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领域又获得了飞速发展，但生物技术远远落后于西方。

然而，在过去10年间，亚洲各国政府已实行相关政策，鼓励发展生命科学研究和以之为基础的产业。这些国家把更多公共研究资金拨向生物领域，并通过各种激励手段促进生物技术和制药企业的发展。

在这些政策的鼓励下，亚洲除了基因组学和生物芯片技术，在干细胞研究领域也占有显著地位。最近韩国在治疗性克隆领域获得了突破性进展，抢占了媒体的头条，其实，中国、新加坡和印度同样也在胚胎干细胞研究领域取得快速进展。

印度最大制药企业兰巴克西公司(Ranbaxy)的英籍首席执行官布赖恩•坦普斯特(Brian Tempest)坦言，在生物科学领域，中国领先印度，但在制药行业，印度拥有优势。

知识产权

印度和中国拥有数千家本土制药企业，其中很多除了生产传统药品，还通过“逆向工程”(即复制西方药品)获得丰厚利润。在世贸组织的压力下，两国目前已经加强了专利法规，从而刺激了研发型制药企业和生物技术行业的发展，使之具备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此前，两国的专利立法比较松懈，几乎无法保护创新产品。

在印度，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专利法已于今年生效。该法首次禁止通过略微修改药品的化学工艺，对药品进行复制。

在将仿制药的盈利投入研发方面，兰巴克西公司、雷迪医生(Dr Reddy’s)以及尼古拉斯•皮拉马尔(Nicholas Piramal)等印度大型制药企业领先于中国同类企业。这些企业目前已有几种药品处于早期临床试验阶段，而且正在全力冲刺，力争成为第一家完成从产品开发到全球推出的印度制药企业。

与此同时，在日本开展了几十年的研发后，西方跨国制药企业通过直接投资兴建自己的实验室，或与当地制药企业合作的方式，正在进入其它亚洲国家。比如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就刚刚在新加坡的启奥生物医药园(Biopolis)开设了在亚洲的首家临床前期研究机构。在该机构中，35名科学家与该公司在英国的研究人员合作，研究老年痴呆症(Alzheimer’s disease)的治疗方法。此外，葛兰素史克还在印度开展了广泛的科学合作，其中最突出的是与兰巴克西公司合作。

跨国公司对在不同国家开展业务的优点看法不一。罗氏集团(Roche)青睐中国，去年罗氏就在上海成立了一家医学化学实验室。罗氏集团首席执行官弗兰茨•胡沫(Franz Humer)认为，中国在推行专利保护方面比印度更为认真。

葛兰素史克另有高见：“我们对印度加入《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给予密切关注，对于把研究课题和研究对象引入印度充满信心，”葛兰素史克负责研发业务的高级副总裁杰夫•巴克斯特(Jeff Baxter)说。

传统药物

以植物为本的亚洲传统药物，是国际市场药品的潜在丰富来源，但至今开发极少。目前，印度政府的科学与行业研究理事会(CSIR)正赞助一系列研究项目，利用“逆向药理学”(reverse pharmacology)弥补这一差距。“逆向药理学”是科学与工业研究理事会理事长R.A.马赫卡(R. A. Mashelkar)先生提出的说法。

这项工作需要对传统医药进行分析。已有明显证据显示，传统医药有很高的安全性和功效。研究工作要对传统医药的活性成分以及作用原理进行探索，并在病人身上进行试验。马赫卡教授说，目前科学与工业研究理事会已有7种备选药品采用这种方式开发，并正与行业伙伴合作开展临床试验。这些药品用于治疗各种疾病，包括乳腺癌、牛皮癣、糖尿病以及肝病。

对初创生物技术企业来说，亚洲除了要克服科学领域的障碍，还必须解决融资问题。亚洲的风险投资业缺乏冒险意识，不愿投资新兴科技型企业。此外，亚洲还缺乏一个类似于美国纳斯达克的高科技公司股票市场，给投资者留有退出通道。

然而，未来正显得更加光明。印度生物科技领域旗舰企业“印度生物科技公司”(Biocon)研发主任施库马•苏扬纳拉扬(Shrikumar Suryanarayan)说：“印度生物科技公司获得的媒体关注——特别是去年公开上市后——已使人们对印度生物科技的商业前景具有更强信心。而这种可信度已使企业更易获得风险资金。”

同样，在中国一些创新的生物科技企业正准备公开上市。北京博奥生物芯片有限公司总裁程京表示，该公司的目标是在2008年北京主办奥运会前，完成首次公开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