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歧视：品牌药不能说的秘密

生物谷

    美参议员Byron L.Dorgan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即使是像美国这样的富裕国家也不得不面对自身的定价压力，美国公民可能已对承担大部分的全球研发成本感到厌倦。尽管药品的适当价格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中等收入国家在研发上也有部分责任，不过他们普遍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AEI)近期的卫生政策展望（Health Policy Outlook）对慢性疾病药品市场进行了评估，认为分级的、差异化的定价体系由于保证了人们对专利药品最大程度的经济承受性，同时也使原研药企的盈利最大化，是符合公众利益的。然而，制药企业对定价问题的担心，阻止了他们在正确的差异化定价方法上进行明智的合作。

    取消差异化定价能够在短期内提高药品对一些患者的可及性，不过从长远来看，将会对全球药品创新体系构成严重损害，同时可能会降低药品对一些患者的可及性。差异化定价看起来具有偶然性，这通常是因为药品生产商、保险机构、政府供应商、药店以及其他零售商之间的谈判是不透明的。

    品牌药的差异化定价（也称为价格歧视）遭到了多方反对。许多美国人因为要比其他国家的人群为同样的药品支付更多金钱而感到烦恼，他们认为制药企业为了得到额外利润而损害了美国人的利益。

    上个世纪90年代末，抗逆转录药物并不常见，贫穷国家的大多数患者也无法负担其不菲的价格。迫于诉讼和媒体压力，几家拥有不同抗逆转录药品专利的原研药企业通过加速可及性计划（AAI）降低了这些药品在贫-穷国家的售价。

  近年来，制药业差异化定价的做法受到多方面的影响。2001年，WTO发布了关于贸易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的多哈声明，协议允许低收入国家在出现公共健康危机时可以无视知识产权保护，以低于市场价值的价格获得专利药品。由于从这些国家获得的利润并不多，制药企业很少共同反对这一协议。起初，协议仅限于最贫穷国家，不过，中等收入国家，尤其是那些拥有仿制药工业的国家，以此为契机要求原研药企让他们享受与贫穷国家类似的药品价格。为了避免因在这个问题上无作为而使仿制药大量涌入市场，研发型制药企业也降低了在中等收入国家的药价。

    从2001年起，研发型制药企业变得更乐于采用分级定价。2001年，百时美施贵宝首开先河，允许其他企业生产一种其拥有独家生产权的抗HIV/AIDS药品的仿制药。这表明，原研药企乐意采取措施增加药品，特别是成功治疗HIV/AIDS所必需的抗逆转录药品的供应，即使这意味着要与仿制药生产商进行合作。

    谁为研发买单

    在承担新药研发成本上，尽管中等收入国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不过，美国的患者承担了最大的部分，美国人肯定乐见药品降价。参议员Byron L. Dorgan发起了一项法案，要求允许美国从加拿大进口更便宜的药品，他说：“如果买不起药，救命的处方药也救不了任何人。”

    许多非政府组织表示，任何人都应该平等地获得药品（即以同样的条件、同样的价格获得药品）。无国界医生组织是对药品差异化定价最直率的批评者，该组织提倡采用一种人为的定价体系，由联合国组织或非政府组织（如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和疟疾基金）强制定价，或者由联合国援助组织购买仿制药，打破制药企业的专利垄断，无国界医生组织正呼吁在可持续基础上实行降低药品价格的系列政策，这些策略包括鼓励仿制药竞争、品牌药品自愿降价、全球采购以及本土化生产。

  近年来，制药业差异化定价的做法受到多方面的影响。2001年，WTO发布了关于贸易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的多哈声明，协议允许低收入国家在出现公共健康危机时可以无视知识产权保护，以低于市场价值的价格获得专利药品。由于从这些国家获得的利润并不多，制药企业很少共同反对这一协议。起初，协议仅限于最贫穷国家，不过，中等收入国家，尤其是那些拥有仿制药工业的国家，以此为契机要求原研药企让他们享受与贫穷国家类似的药品价格。为了避免因在这个问题上无作为而使仿制药大量涌入市场，研发型制药企业也降低了在中等收入国家的药价。

    从2001年起，研发型制药企业变得更乐于采用分级定价。2001年，百时美施贵宝首开先河，允许其他企业生产一种其拥有独家生产权的抗HIV/AIDS药品的仿制药。这表明，原研药企乐意采取措施增加药品，特别是成功治疗HIV/AIDS所必需的抗逆转录药品的供应，即使这意味着要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