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歧视：品牌药不能说的秘密

生物谷

ra售价降至1000美元/年，此前，该药在这些国家的售价为2200美元/年。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和亚洲低收入国家，Kaletra的售价为500美元/年。雅培在声明中表示，“这个价格低于目前世界上任何该药品的仿制药价格，同时比这些国家的现有平均药价大约低55%。”

    总体而言，维持范围较宽的三级定价体系，在每一级留有谈判空间，是非常有意义的。贫穷人口不仅需要企业降低药价，政府提高卫生事业开支以及对未来采购的承诺也同样重要。企业对泰国政府的不满之一就是，该国政府去年削减了卫生预算，同时要求制药企业降低药价。

    中等收入国家的不满
  三级定价体系只有在各级中的每个国家都认可自身地位的情况下方能生效。

    许多中等收入国家已经建立起了庞大而发达的制药工业体系，其中有些（如印度）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为了争取国家利益，这些中等收入国家也要求享受低收入国家的药品低价而努力寻求品牌药企业更大幅度的降价。今年4月，巴西希望能够以泰国目前享受的65美分/日的价格购买施多宁（泰国因为HIV感染率高于1%被允许享受与几个非洲国家同样的价格，该药目前在巴西的售价为1.57美元/日），否则将采取强制许可，默沙东提出将该药价格降低至1.10美元，遭到巴西政府拒绝，巴西总统表示将以45美分/日的价格从印度进口仿制药。

    倡导这一做法的人们或许是出于商业化动机，不过，许多人称这样做实际上是因为他们认为专利体系已经功能失调，应该被开放的政府资助研发以及供应药品的体系所取代。

    美国西北大学的Burton A.Weisbrod认为，协调药品的经济可承受性与推动医药科技发展这两个矛盾的途径之一是实行两种价格，一种价格面向研发活动，另一种价格面向研发出的药品。在这种价格体系下，政府将购买药品专利并给成功研发出新药的开发商以酬劳。任何希望生产这一药品的企业都可以免费获得该专利的使用权。这可以保证仿制药生产商之间进行竞争，保持药品低价。

    Consumer Project on Technology 的负责人James Love支持这一建议，他说：“如果取消了药品的独家销售权，药品价格将会非常低，政府能够将重要的资源转移至非盈利药品和疫苗开发组织。”

   但若全盘否定现行的药品研发体系，代之以上述未经验证的命令控制式体系似乎又过于冒险。

    它在解决问题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医药领域，多市场的差异化定价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制药企业需要更好地解释实行差异化定价以及同一国家类似药品价格存在差异的原因。

    竞争可为人民带来福利，来自仿制药生产商的竞争可以降低价格，这一点没错，但是竞争不能离开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专利对创新和可及性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国际社会和大型非政府组织比较支持的做法是，从品牌药供应商手中购买大部分药品，同时为政府提供部分资金购买仿制药（占全球抗击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基金交易量的20%）以促进竞争。

    全球制药行业及其批评者需要冷静面对现实。即使药品按边际成本定价，那些最贫穷的患者仍然需要医疗补助，特别是对于慢性病来说，而这是政府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与此同时，随着疾病耐药菌株的迅速蔓延，研发新药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艰巨。因此，一个稳定的分级定价体系将有助于大大缓解这一挑战。品牌药企的差异化定价是应对现有药品不断增加的经济可承受性和可及性挑战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而不是问题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