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德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频频出现在媒体上。我们也从没像现在这样关注肯德基。这一切或许都是因为其产品中被检出“苏丹红”。据业内人士估算，肯德基全国1200家店5天内直接经济损失累计超过3000万元(3月22日《北京现代商报》)。时下向肯德基“讨个说法”的事件更是骤然增多，从沈阳11岁的孟雨欣，到上海的一位孕妇和西安的曹先生，消费者维权成了民意的表达方式之一，以至于哈尔滨和济南市组成了维权索赔团来向肯德基讨要说法。

　　笔者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这段时间以来，针对肯德基“涉红”本身之外的各种事件和报道也多了起来，如称肯德基发票助长了其“恶劣行为”，又称肯德基在中国的扩张之路已身陷囹圄，“岌岌可危”，更有一些消费者声称要将“洋快餐”赶出去。

　　这种现象值得警惕。拿肯德基发票来说，在“涉红”事件之前，同样也没有标明消费品种和日期，但没有人关注。如今肯德基遭遇危机，便由此引申到商业道德问题上，是不是有点“见风使舵”的味道？一些人将肯德基“赶出中国”的吆喝声更缺乏理性。

　　这便涉及消费者维权的范畴与方式问题。利益受损之后的理性维权，不但能够提高消费者的理性消费能力，还可以减少由于供求双方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销售强权”，从而缓解社会经济矛盾。然而如果维权过程中情绪愤懑，走向极端反抗，采取过激行为，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这种“非理性维权”的行为应该反思。

　　从法学角度来讲，商业生态中的“非理性维权”，归根到底缘于法治的不完善导致社会纠纷等事件缺少合适的解决通道，这需要我国诸如司法救援等维权机制的建立健全。从人文角度而言，“非理性维权”印证了“过犹不及”这一古训。随着公民权益保护意识的提升，其改变自身“消费劣势”的意愿也不断增强。但如果失信者遭到了应有的惩戒，而我们却依然要“落井下石”，则进入了“消费强权”的极端逻辑当中，不但不能优化消费环境，反而使得市场各主体向着更加不和谐的方向发展。

　　中国质量万里行促进会秘书长李迎丰曾呼吁消费者应理性维权，并称作为一个经济学上的“理性人”，消费者应该具有三种品德：充分的慎重，严格的正义和适度的仁爱。

　　肯德基确实有错，它必须为此付出代价；但作为一个理性的公民，是不是一定要置其死地而后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