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每天有1.2亿人在吃药，比美国吃粮的人都多，药业市场确实很可观。但是由于绝大多数药品的专利掌握在国外企业手里，所以没有名分、很被动。”北京未名福源基因药物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于在林如是说。5月的一天，一张方桌，两杯绿茶，我们的采访就此开始。

　　“中国制造”何时了？

　　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间，我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的发展势头，目前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六位。在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同时，人们也日渐深刻地认识到，当今世界，国际间的经济竞争，说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其关键正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国家的竞争优势，蕴藏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及推广应用程度之中；而一个国家能不能长久地在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中保持优势，已越来越取决于其科技进步的速度与自主创新的能力。

　　我们曾经担心，入世将会给药品和汽车产业带来毁灭性打击。几年过去了，事实证明民族汽车产业及时调整发展战略，适应新的社会阶层的划分，走大众化为主之路，逐步在国内市场上站稳了脚跟。但是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药品市场却举步维艰。在化学药依旧一统天下的国内市场，99％以上的药品专利被国外垄断，加上我们的企业不具备自主研发能力，无法独立制造一类新药，所以只能走边缘化道路，承担国外授权的制造任务，人家挣大钱，咱挣个小钱，被人家占“廉价劳动力”的便宜，自己吃无国际对话权的哑巴亏，最终导致药品市场每况愈下直至跌入谷底。

　　这还不算，很多制药企业连这点利润也保不住。为什么呢？原因是在我国，往往是60家、80家甚至上百家企业制造同一种药，重复生产现象十分严重；加上这些企业的生产效率又不平衡，这样，相对有实力的企业一开降价的口儿，“价格战”立刻席卷全国，到头来往往是大面积亏损。这种现象，表面上看好像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必然结果，但事实上是我们的“群雄逐鹿”到头来只不过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因为那些握有专利的外国企业丝毫不会因国内的“价格战”而少拿一分钱；何况竞争中的优胜劣汰还能为人家扫除打入中国市场的障碍，何乐而不为呢？

　　没有专利权，成了我们最大的痛！

　　“给我一个支点……”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确是个很远的距离，但还不至于远到无法跨越。于在林以及他的团队正是这样一批探索者。

　　与众多“海归”一样，于在林有良好的专业背景，是生物工程领域卓有成就的科学家，并且长期以来一直关注国际制药业的最前沿动态。在谈到当前制药业的发展态势时，于在林说，以基因药为代表的生物制药将给世界药物带来革命性变化。

　　自DNA重组技术于1972年诞生以来，作为现代生物技术核心的基因工程技术得到飞速的发展，基因工程药物因为其疗效好，副作用小，应用范围广泛而成为各国政府和企业投资研究开发的热点领域，世界各国都将基因工程及其逐渐加速的产业化进程视为国民经济的新增长点，展开了激烈的市场竞争。如美国的“生物周”、日本的“生物技术立国”等。根据国际权威的产业报告（Ernst&Young）显示，2003年全球生物工程产业的总销售额为480亿美元，其中基因药物的销售额为330亿美元，占总销售额的70%%。可以说，在未来制药领域，谁率先在基因药物上抢得先机，谁就必然赢得主动。

　　我国开发基因工程药物一开始就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现代生物技术是“863计划”最优先发展的项目和“七五”、“八五”、“九五”重点攻关项目。于在林一直致力于科研成果向国内转化，自2000年以来，已有多种基因药物产品成功转让给多家国内制药企业，例如华北制药集团、丽珠制药集团等，所以对国内的情况比较了解。于在林说：“都是20多年，与IT和软件领域比较，基因药物领域我们和世界的距离最近。”

　　北京未名福源基因药物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未名福源”），由北京北大未名生物工程集团（以下简称“北大未名”）和于在林（代表美国福源集团FortuneRock,Inc.，简称“福源”）合资经营，2003年11月落户中关村，注册资金为1000万元，当年12月被批准为北京市高科技型企业。公司以长效重组蛋白药物研发技术平台和酵母高效表达专利技术平台为主体，以原创性基因药物研发专利技术为发展方向，利用工程化规模生产的共性技术持续不断地推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以市场为导向的、治疗重大疑难疾病的基因药物，以促进中国生物制药产业调整和产品的更新换代。

　　针对国内目前存在的重复生产现象，于在林强调，随着基因药物的研发，未来的药业将逐步实现独家生产、独家经营，这对于整合国内药品开发市场、保护知识产权以及与国际接轨都有重要意义。除此之外，于在林还澄清一种误解，就是与化学药物相比，基因药物的投资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高出很多，而是基本持平甚至还要少，这对于我国资金相对紧缺的药物市场而言更具有诱惑性。

　　酒香也怕巷子深

　　基因工程药物的高新技术特点决定了其不可避免的高投入、高风险性。要赢得核心技术国际话语权，客观上要求人才、资金、研发平台等诸多因素的支持。

　　与同类企业相比，“未名福源”是幸运的。落户中关村这个国内最大的高新技术产业区，就可以直接享受相关的倾斜性政策，比如海淀区科委就为之搭建了有助于提高自身研发能力的平台，即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合作。于在林不仅是“未名福源”的总裁，还是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的兼职教授，这样的好处是一方面可以利用北大生科院以及“北大生物城”的先进实验室进行研发试验的探索；另一方面则可通过直接带博士生，获得高水平的人力资源支持，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将非其他公司所能比。

　　然而，我们的使命毕竟不止于只是研发一种叫作“安必金”的刺激血液细胞增生的一类长效重组蛋白质新药，而是要利用基因工程技术转化一批药，抢占制药业的“制高点”，赢得知识产权上的主动。

　　回眸“未名福源”现象，记者觉得其中不乏偶然因素。试想，当于在林毅然决定回国创业时，如果不是深圳高交会上偶遇“北大未名”，如果政府不及时予以关注和培育，如果没有“北大未名”，没有与北大生科院合作的这个平台，恐怕知名科学家至今仍“报国无门”吧？恐怕好端端的项目要湮没于无知与敷衍中吧？更可怕的是，恐怕我们的疏忽带来的是整个一代甚至几代人的无奈与悔恨吧？

　　于是，我们在感慨“未名福源”的幸运之余，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那就是要完善制度。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必须结合自身特点开发人力资源，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研发自己拥有产权的拳头产品；从政府角度看，建立一套科学合理、一视同仁的评价机制是政府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履行的新职能。所谓科学合理就是要一改过去直接插手企业经营的作法，以搭建平台为主，为企业自主经营、求实创新服务，促进企业与院校合作，充分调动院校资源，形成一种企业也可搞科研的风气，提高科技成果的投产效率。所谓一视同仁，则要求政府摈弃企业所有制形式方面的差异，以企业的研发能力、核心竞争力以及对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贡献程度为标准，鼓励、支持企业开发应用新技术，并且可以适当提供资金支持。

　　采访结束时，于在林告诉记者，他的第一笔资金已经到位，就是来自海淀区科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