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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柳卸林研究员最近对中国生物制药产业进行一番调研后发现，生物制药产业与国外的差距正在拉大。
上世纪90年代，国外共批准20余种生物技术药物上市时，中国企业已经能够生产其中的十七八种。而现在国外已经批准150多种生物技术药物上市，国内还只能生产20多种产品。一位资深业内人士忧心忡忡地指出，国内在新产品开发上表现出明显的停滞态势，与国际上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势非常明显。
根据著名管理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Porter)的理论，国家创新能力在一段时间内可以用国民平均创新产出来评估，而创新产出的主要指标是发明专利数量。
“说到专利的话，我们就太可怜了。”柳卸林说。
据统计，各个国家和地区1999-2003年间在美国一共获得授权专利80多万件，中国大陆只有区区990件，甚至赶不上香港的1080件，台湾则多达24460件。
即使是在中国本土进行的专利争夺战中，中国人也没讨得便宜。截至2004年年底，中国共授权发明专利约18.57 万件，其中授予国外申请者的就占到11.9万件之多。
中国生物制药行业目前约有70家企业，柳卸林及其同事检索了它们在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申请情况：截至2004 年7月1日，国内生物制药企业合计申请专利仅60多件，平均起来每家企业竟然不到1件！
“不能用计划的模式搞创新”
科技部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柳卸林研究员调研中国生物制药产业时，了解到这样一个故事。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所侯云德院士1987年发现，中国人白细胞受到病毒攻击时产生的主要干扰素类型是α-1b 。后来，国家科委出面，推动各方共同成立了深圳科兴公司，拿到新药证书时共耗资4500万。在干扰素α-1b的创新和产业化过程中，企业的作用远远大于研究机构。经过企业研发人员的努力，工程菌种的表达水平从1％-5％，再到20％，最终得到了有产业化价值的表达水平。而上海一家研究所不紧不慢地做了8年，花了1600万，才达到1％的表达量，根本没有商业价值。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技术创新领域权威理查德·尼尔森(RichardNelson)曾指出，尽管大学和研究所在新兴产业的发展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创新还是得靠企业。
那么，为什么中国企业普遍缺乏创新的动力呢？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分析说，很多国有企业开始时政企不分，企业没有动力去搞技术创新，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革，政企虽然逐步分开，但企业继续亏损，政府会继续投入，几年后企业还可向政府申请项目帮助自己进行技术改造，也就无法真正承担风险。
此外，路甬祥说，中国的许多政策是不得已而为之，比如给了中外合资企业、外资企业许多优惠政策，国内企业却没有。在这种环境下，企业家最需要动脑筋的是如何享受优惠，而且做这样的事情成本低，风险小，回报周期也短得多。一些地方政府对侵犯知识产权和假冒伪劣的行为打击不力，有的形式上在打，实际上在保。既然这样，企业为什么要投资技术创新呢？
柳卸林也说，创新是一种不确定性的活动，不能用计划的模式来搞创新。
他还说，创新文化的培育也非常重要，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官本位文化盛行的国家。例如，创新要容许失败，容许不同观点，政府不要过多干预，由研发人员自己形成评价体系，等等。
全国科技大会无疑是技术创新的利好信号，中国政府已经提出了鼓励企业自主创新的种种措施，包括通过税收政策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实行促进自主创新的政府采购制度等。
那么，中国技术的春天还有多远呢？
《科学时报》记者王静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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