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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是生物医药的世纪。近年来干细胞技术正以其巨大的市场潜力吸引着各国科学家开始与时间赛跑,抢占研发高地。但事实上,在关于胚胎干细胞的伦理争议压力下,不少西方国家对胚胎干细胞研究作出了种种限制,这似乎为在道德和宗教方面的冲突不大的中国、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的相关研究走向世界前列提供了绝佳机会。
2006年2月9日,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部署了四项重大科学研究规划,发育与生殖研究位列其中。
不过,一周后的2月15日,一直以来在干细胞研究上态度谨慎的英国通过法案,允许健康妇女作为个体捐献卵子用于医学方面的克隆研究,此举被评论为是英国干细胞向临床推进的重要指征。
种种迹象预示,尽管存在着种种阻力,但在市场需求的强力拉动下,一场全球干细胞研发领域话语权争夺战一触即发。而"中国军团"该何去何从却困扰着业内人士。
夯实基础VS快速应用
医学基础研究成功实现产业化的前提是顺利完成其临床研究。而干细胞临床研究包含的巨大风险既阻碍着该领域宏伟蓝图迅速变现,也吸引着科学家们大胆冒险,抢占高地。
在美国,尽管布什政府对于严格限制干细胞研究的强硬态度遭到科学界的反对---早在2001年8月布什就签署命令,联邦科研资金只限于资助现有人类胚胎干细胞系的研究,不得用于支持新的克隆胚胎干细胞系---美国科学界慨叹这一限制将使美国干细胞研究至少落后世界十年。2005年4月26日,美国国家科学院出台《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指导原则》,意在规范在美国引起广泛争议的治疗性克隆和提取胚胎干细胞研究工作,新出台的《指导原则》主要适用于私有资金资助的胚胎干细胞研究。美国国家科学院编写《指导原则》的专家委员会表示,虽然落实《指导原则》会增加科研机构的负担,但考虑到干细胞研究的广泛争议,这些放缓的代价也都是"值得的"。
2006年1月,《中国新闻周刊》在评论分析"克隆之父"黄禹锡学术造假背后更深层的原因时,将其与几乎同时的"世界第一例"换脸手术放在了一起---当时,已经见诸各报章显要位置的"换脸手术"已经开始让主刀的法国整形外科医生让-密歇尔·杜伯纳德博士遭遇了成功后的麻烦---"他被很多外科医生告上了法庭,遭到起诉的罪名是他急于推进一项并不是很成熟而可能会给病人带来巨大风险的手术";而黄禹锡的悲剧和问题在于,他更急于拿到刚开始起跑不久的干细胞研究赛的冠军奖杯。
英国贸易工业部一个专家小组曾经在结束对中国、韩国和新加坡的干细胞研究状况考察后称,这三个国家的研究人员富有才干,对西方的干细胞研究构成了现实挑战。但他们同时也在考察报告中指出,相比之下,中国不少科研人员似乎更急切地希望在临床实践得到应用---在中国将实验室技术应用到临床显然比在西方容易得多,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临床实践就一定违反了伦理或规范。
"尽管英国同行说的问题并不普遍,但也确实是存在的。"山东脐血造血干细胞库主任沈柏均谨慎地"认同"业内存在问题的观点。沈柏均表示,相对来讲,国内从实验室到临床的时间确实要快一些。中国目前相关的法规并不像西方那么严格,也相对较少宗教伦理的冲突,所以临床应用空间比较大。
对此,北京军区总医院干细胞中心首席学术专家、神经外科副主任戴宜武的看法更为直接:"干细胞这两年在中国热起来之后,几乎各大医院都在开展相关课题的研究。但是我个人感觉整个研究欠扎实,太浮,真正钻进去的人不多。"他进一步向记者解释说,除一些产业化基地做得较稳健外,事实上,不少单位的课题都是研究生在做。"研究者本身水平不高,又急于拿成果做毕业成绩,短短三年时间内,真正能进实验室的时间也就一年多,这怎么能出成绩?"戴宜武认为,在大量基础科研还没有完成时,现在进行临床试验只能是少量而谨慎的。
戴宜武目前申请开展的神经干细胞移植研究正在缓慢地进行,课题已经做了五六年。他表示:"患者很关注这方面的进展,都希望能给自己做,但是我们总要反复告诉患者,这并不是常规的医学治疗,而只是课题研究的临床试验,我们必须谨慎。"
不过,北京大学干细胞研究中心的产业化基地---北京科宇联合干细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临床合作部经理张浩东对此持不同看法:由于干细胞研究是新生事物,全球范围内还远没有形成临床前研究的统一体系,临床前研究应该做多长时间、做到什么程度也没有定论,各国目前都是根据自身情况进入临床的。"其实,与其花几十年做也未必一定有明确结果的基础研究,还不如逐渐适当地介入临床,在实践中发现解决问题的途径。"
各自为阵VS资源整合
尽管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干细胞研究与国外相比水平相当,也极有可能完成原创性研究。但对于国内研究 [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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