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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多还是亏空
洛克菲勒大学的经济学家和技术分析家杰西·奥体布（Jess。Ausubel）长期来在思考这个问题；技术和发展是不是像生态学家经常说的比疾病更糟的一种疗法，还是如观念守旧的经济学家在这场两极分化的争论中所说那样的相反。
尽管不否认人类已经严重地操蹲了他们的生命支持系统，承认发展不可能持续到无限的未来，然而，奥体布把技术专家关于什么是未来可能的乐观主义，与经济学家关于什么是已经达到的乐观主义，两者融为了一体。"现代经济还远远没有达到系统效率的极限"，他的说法听起来非常像技术专家和生态学家在质疑市场的效率。但是他认为这是个好消息，因为随着社会依赖工程师们的发明东西在飞速发展，但对戏剧性地"减轻负荷"还存在非常大的发展空间。没有证据表明，社会因只能提供非常可怜的有效技术和做法感到沮丧，奥体布却认为技术是我们的救星。奥体布写道；"历史记录揭示，通过在我们的氢一碳混合资源中提倡多用氢少用碳，世界在过去200年中已经在减轻能源消费中取得了进步"。"所有这些分析意味着，在未来100年，人类经济将从它的系统中清除掉大部分碳，通过使用天然气而达到氢的代谢。"他总结性地说："我们正在走向一个正确的方向，走向非常微小的排放。道路是漫长的，但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
那么土地问题怎样呢？大多数分析家都推测到下一世纪末，人口将增加卫倍甚至2倍，除去大灾难不说，为生产食物以喂养这些人口所急需的农产品又是怎样呢？这里，奥休布也承认自然森林和野生地的毁坏对自然造成了威胁，也并不否认需要为自然系统重建土地。但是，奥体布引用农学家保罗·瓦戈纳（Paul
Waggoner）所做的一项研究，相信解决这个问题的道路将再一次来自技术。发展中国家的谷物产量是如此之低，以致只要发展中国家的农民把他们的生产水平提高到美国或欧洲的一半，那么"100亿人平均就可以享受有25干焦（6千卡）的食物（可与今天富人的食物相比），而耕地只占用今天14亿公顷的四分之一。所占用的这部分地大约是阿拉斯加面积的2倍（大约为亚马孙盆地面积的一半）。如果未来的农地普遍生产今日美国这样的谷物，那么吃美国式食物的1004乙人就能够允许大小如澳大利亚面积的耕地重返成为野生地。"
但是还有像山一样的废弃物、有毒垃圾和燃料垃圾呢？1988年，一艘垃圾船因为找不到自愿接受的废料填埋地，被迫在公海上航行几个星期。面对这个问题，创造出"工业生态学"这个词，来特指将人类融入自然的自然一社会系统的罗伯特·奥休市、罗伯特·艾尔斯和其他人变得较少自信。工业生态学的一个原则是"非物质化"（用来满足特定经济功能的物质的重量随时间而减少）。工业生态学家承认非物质化的速率与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但却是不明确的。
让我们把这些工业生态学家的乐观主义与这样一些著名的自然生态学家（他们的反对者以及在媒体争论中通常称他们是"毁灭论者"）的观点作对照，后者的代表是斯坦福大学的保罗·恩利希和安妮·恩利希（Pauland
Anne Enrlich）与英国牛津大学的诺曼·迈尔斯。例如，恩利希采用长期观察，并把它们与生物学的误解结合起来，试图解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不顾现实而在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之间选择前者：
人们之所以肆无忌惮，是因为他们在生物意义和文化意义上，已经进化到能够对短期的"磨难"作出反应，同时排除他们控制不了的长期"趋势"。除非我们做那些不是自然发生的事情（如果我们把焦点限制性地放在看起来是渐变的或者差不多觉察不到的变化），我们就足以清楚地看到我们的困境是令人恐惧的。
他们明显地为全球变化的速率而害怕，费力而艰难地去读懂无数个可能的灾变（饥荒、生物灭绝、流行病），如果我们继续现在这样的增长方式的话。
乍一看，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之间似乎有惯常的不可缓和的分野。但是，一个对经济学家一生态学家论争有较深认识的分析家认为，虽然存在一些范例差异，但分歧并不像看上去那样大。事实L，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本身并不重要。不同的分析家都在针对同样的论题，即：①如果我们是幸运的，那么最终就有可能用新的技术，导致今后100年一个较少扰动和可持续的稳态世界；②如果运气不佳，就会因为无视我们日常经济的客观性，以及对无限的不可持续扩张活动的限度，将会看到不断加剧的灾难性的生态危机和人类危机。明显的差异是可能性大小：传统经济学家为我们将及时地运用经典的经济工具和政治工具使世界可持续而乐观；生态学家为自然的恢复能力感到沮丧，更为人类及时察觉到长期不祥趋势（以便成功扭转它们）的能力感到悲观。
或许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任何创览过迈尔斯和恩利希写下的厚本巨著的人，都会从中发现，许多与乐观主义的技术专家和经济学家提出的建议，实质上是完全相同的解决问题方法：更有效的技术，更快的执行措施，适当的计划生育，技术从富人向穷人转移，更好的教育体制，更为完善的有关全球系统的研究与发展，以及其他一长串类似的活动。基本的争论是在哪里呢？它是否仅仅是关于灾难可能性的不同的调门？不，我相信至少在一个基本问题上真正存在着一个实质性分歧。生态学家相信，如果有足够的理由担心不祥的发展趋势，那么经济学的过去表现和未来潜力就是很不够了；此外，还需要有具体的行动去减慢这些威胁的到来。生态学家与经济学家范例之间的鸿沟主要存在于两个命题：①大大膨胀了的人口规模、技术与生产活动以生态可持续方式进行的可能性；②即便生态服务功能退化，它们是否相对不重要，或者可以被人类经济的其他产品替代。差不多所有负责任的和真正的争论者，都同意这些问题不是可以确定性地回答的，但是他们对地球将经历乐观还是悲观结果的可能性有非常不同的看法。技术和经济的乐观主义者承认有环境风险，并且确实提出一系列政策行动，去促使人们努力降低环境的风险。对悲观主义的技术专家和生态学家可以说同样的话，但他们愿意看到人类事业的规模（既包括人口的数量又包括经济的规模）有戏剧性的逆转，以便避免像快速砍伐森林和持续的CO。积聚这类潜在不可持续做法，导致全球崩溃的风险。尽管他们的解决方案并非完全相同，但有相当部分是有共同性的，即使这些相同点被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言论的烟雾所遮掩。
过程是我们最重要的结果
我相信，过于安心或过于绝望地相信争论的其中一方拥有真理都是绝大的错误。我预言，最有可能的结果是两者在不同的特殊事例中被证明都是对的：某些预期的环境危机将会衰退直至失去意义，而像臭氧层空洞这类其他的危机，则会作为在发生前几乎没有察觉的棘手的奇异现象而突然出现。可以肯定的就是这种悲喜交集的格局会长期持续。我还相信问题会变得日益全球化和不可逆转。紧迫的事情是，我们要决定在何种程度上需要投资于现在的资源，以使潜在的风险最小化。这正是地球系统科学的综合评估方法可以起作用的地方，它将有助于决策者把决策过程，放在一个坚实的事实基础之上。
让我再一次强调，我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刻板地对待综合评估模型的定量结论。由于这些模型涉及到许多子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因此没有一个模型能够精确地描述相互联系的物理、生物、社会子系统的综合效应。相反，综合评估的决策价值在于"过程本身"。更进一步地，由于这些社会一自然系统中相互联系的各个子系统的高度木确定性，我认为社会或其代表，仅仅根据分析性方法来进行决策是一种危险的幻想。然而，综合评估模型表现的复杂性，能够使那些愿意探究底细的人清楚明白地知道，那些陈述清楚的假定对未来环境和经济的逻辑结果是什么。以综合评估为分析工具，一个决策者可以对真实系统的可能行为有充分了解，如果你愿意，它会有助于使用者更加直觉领会到：复杂的相互作用是怎样加大或减少了某个特定的人类行为或政策的环境与经济的风险。就像可以分析依赖于煤而不是依赖于产生较低二氧化碳浓度的燃料的环境费用那样，可以用来分析新的税收政策的环境收益和经济费用。
最终，只有一种可能性（通常是主观的决定）适用于任何一个特定的结果。但是，通过介入整个过程，通过在电脑模拟中像玩游戏似的改变系统中不5的物理生物因素之间的联系，或者通过故意改变政策，模拟估计这些政策可能有什么样的不同结果，决策者可以因此变得非常明达博识。
差不多所有决策（不管是医学的、商业的还是政府的）都是借助大多数组成要素中的不完全信息，来估计各种选择的风险和收益的直觉性价值判断的。无视问题中经得起定量化的组成要素，就同相信单纯以这些要素组成的模拟结果，就是选择正确政策的唯一理性基础一样无知。学问是在做的过程当中，而不是在"答案"当中。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过程就是我们最重要的结果！问题是要发现决策者愿意介入这种复杂的学习活动。决策生来就是一种社会性的而不是科学性的活动，因为它是负荷价值的工作。即使科学中的真理判定，也是大多数科学家都不喜欢承认的一种社会性活动，因为至少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在有说服力的实验进行之前，对已经掌握的知识的评估是通过听取科学界的智慧（或者是科学精美的偏见）来行事的，从而以较少含糊的语言来表达相关的知识。这种社会性活动指导着科学家下一步做什么，包括什么样的实验可以同意（意味着提供资助）去进行。
谁含意见一致者
即使某些社会科学家和哲学家喜欢指出，逻辑上，科学与任何其他有政治权力、主张和价值侵入其内的活动同样是非理性的，但我确实相信，大多数科学活动的确是在自觉地减少明显非科学的行为（对好支持者的国会政治分肥行为是这类事情的典型人实际上，尽管不像其实践者喜欢声称的那样客观和中立，科学是用它的客观工具即科学方法来检验和再检验它的现有观点（也称为理论或假说）。但有时科学的成果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并且由于决策部门通过新闻界而获得信息，科学就会成为一个庞大的（有时不那么大的）社会活动的组成部分。
即使我们同意要寻找意见一致，但仍有可信性的问题：如何界定科学界的成员，从而听取他们的智慧，将他们的观点作为条目纳入对最新科学的集体性描述，然后用于政治目的？例如选择二氧化碳税的大小，增加公众购买土地用作野生动物保护区和它们之间的通道以防止快速的气候变化。换句话说，什么样的专家有资格在这个科学一致性的选举中投票呢？在这里某些掌握政治或经济利益的人，有许多进行大肆攻击、设置骗局和刺杀名流的机会。我们应该去学习怎样看透这种公共关系中的闪电行动。
那些坚持认为我们应该保持沉默，直到正常的科学过程揭示出"真理"（一种有关会发生什么事的严格的一致意见）为止的科学家没有看到，事实上个人、公司、政府的决策，差不多总是基于对一系列结果的最佳推测估计上，通常总是缺乏严格的一致意见的。这就是大多数保险怎样购买、投资怎样进行、医学选择怎样评估的机制。只要专家观点的最新评估被承认是一种社会功能，我们所有参与者在某种程度上就会受到个人观点的影响。在估计军事风险、医学风险、经济风险、未来利率以及差不多所有其他重要的社会领域前景（要对面临的大的不确定性进行决策）都是如此。
于是科学决策的社会问题就成为，怎样使非专家的社会了解这些有广泛代表性的相关专家的如下看法：将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以及这些事件的可能性是什么。当然，最重要的是某种关于这些事件，会对环境与社会产生什么影响的指导性意见。这种意见一致评估的过程实质上是一种社会过程（因此没有一种科学方法适合于它），这使得许多科学家被挤到了圈外。
当然，个人与群体要估计任何特定理论的有效性，或者估计任何特定结果的可能性，都要使用科学方法。但是在缺失明确实验的情况下，不同的个人与群体就可能具有不同的专家观点。在任何阶段，有知识的专家们提出的观点就是社会的决策过程所需要的科学影响。在某个水平上，研究专家观点并且进行科学决策是必不可少的。这种做法清楚、正式、透明，要比采用具有特殊利益的报界资料好得多，后者总是勾勒他们欣赏的专家的观点，然后传真到全世界的权力结构--我常常在我的讲课中称之为"一份传真，一个投票综合征"。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工程与公共政策系，把它在全球气候变化低水平争论中的挫折，干脆变成了一项科学调查。1994年，美国大约有16位科学家被询问了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按调查科学要求设计，不带统计学偏见。所选择的科学家被这个综合评估小组（本身对气候变化问题是轻微的还是严重的威胁不带任何明显的预见）认定是具有普遍性知情专家的代表。例如，向我们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如果二氧化碳增加l倍，使得最终全球平均表面温度有一定的提高，要求就此画一个反映可能性的所谓累计概率分布。所选定的16位科学家（他们包括气候学家、海洋学家、气象学家，所有人都在那个领域工作）中有15位画了相类似的累计概率函数。虽然在具体数字上有差异，但15幅图看起来基本上是相同的：所有人对气候变化为气温下降或者不超过IC赋予一个显著的但相当小的概率。所谓小，我是指5％一20％的概率。换句话说，16位科学家中有15位同意，关于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在下一世纪可以小到忽略不计的对立观点的概率可能较小。然而，他们认为，下一世纪全球气候变化的较大可能是在上升ICfo4C之间（相当接近过去20年间产生的标准的国际评估）。
反对者
由16位人中的15位组成的科学家小组，按照他们累计概率分布的图示，也都一致同意仍然存在着一种不愉快事件的可能性，即异乎寻常但却是小概率事件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奇异气候现象出现，以致可以看到大于4C的气候变化（有些科学家在所谓奇异方案中图示有高达10℃甚至更多的变热）。虽然他们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于20％（我也这样认为），但10％可能性的灾难性事件肯定会促使大多数企业领导或个人去购买保险，以使自己免除全部损失，因此需要采取行动来减少发生的可能性（按战略安全家们的说法是"制止"）。当然，没有人向这些科学家提出这些对决策者有重要参考价值的问题。相反，他们仅仅被要求提供他们的技术评估：估计结果并对相应的概率作出最佳评估。
谁是那位提出不同意见的科学家？再三反对的是来自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理查德·林德曾（Richard Lindzen），一个全球变暖科学的严厉的批评者和科学家。
林德曾嘲笑有关全球变暖问题的公众讨论过程是非科学的和不成熟的。谈话节目主持人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的节目、《华尔街》杂志和《凯脱商务评论》的编辑文章、由煤炭游说团体制造的内容俗套的录像带（把CO。描述为对地球是有利的），都对林德曾的评论作了渲染。林德曾认为，全球变化很可能只产生可以忽略不计的结果。初看上去，他的概率图与他的15位同行的图有同样的形状。然而，在概率圆的水平轴右侧，他的极端数字不是高为10C的最大增热而仅仅是IC。林德曾对调查者说，按照他的科学判断，COz增长1倍使全球变热大于IC的可能性只有2％都不到。回想其他15位科学家一致同意小幅度的变热（低于IC）是可能的，其可能性典型地是从5％一20％不等。因此，我们中的其余各位，没有一个人否定出现可忽略不计的结果在内的广泛的木确定性。林德曾和其他少数科学家（媒体赋予他们的时间看起来抵得上气候学研究小组中的大多数人）反复强调他们掌握了有关未来的专业知识，因此有某种把握知道专家小组中每一个人都在争论的东西：即未来气候变化的每一种不可忽略的结果的概率实质上都为零。由于反馈机制的广泛不确定性，没有人能绝对准确地从今天推测明天，我认为这个自鸣得意的判断是难以接受的。何况，它还忽略了前面讨论的指纹证据的增长。
一个气候学的哥白尼吗
完全有可能被调查的15人是错的，而林德曾却是对的。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正确的概率是10％左右。甚至还会存在某种思想的传奇。科学幻想电影，经常描绘一个勇敢的科学家力排众议，坚持认为某种一致同意的推测会引起地球裂缝，创造一种放射性的怪物，或导致出另外某种与常人智慧对立的可怕的结果。而真实生活中的故事，也常常把英雄界定为是与常规知识对抗的人。伽利略和他的望远镜摧毁了陈腐的天体理论，又粉碎了声称这种理论是真理的教会的信誉。虽然社会、组织等权力机构也没有被动地作出反应，但（最后）赞美还是属于改变了教条的人。
这当然是应该的，因为这是一种敢于去实践其认真的反对意见的行动。毕竟，披着光滑的法衣在教堂和国家中有着体面位置的托勒密的支持者们，坚持地。已说的宇宙观已经不知有多少个世纪了。确实，意见一致的科学可以产生愚蠢的或者刚愎自用的危险的观点。在这一点上，我同意迪克·林德曾的通过被称为科学方法的正规的质疑程序，借助于开放的科学过程，让时间来不断地清除错误的思想。
虽然对于每一个托勒密可能最终产生一个哥白尼，但是，我也敢打赌，对于每一个真正的哥白尼至少会有一千个假冒者。在大多数问题上，常规智慧多多少少证明是对的。不幸的是，媒体和政府对差不多所有具有博士证书的、声称拥有真理但却意见不一的人过多地一视同仁。而科学的评估过程（例如像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联合国气候变化政府间专家组或者卡内基·梅隆研究小组这种特定的事例所做的那样），是要努力把离开本题或局外的观点与最新的主流思想鉴别与隔离开来。这些局外的观点必须要听，但不是以同等的可能性予以对待。
因此，环境一发展政策的社会制订过程的最佳评判，是可以建立在科学界的代表关于变化的幅度及其科学概率的集体性评判上。并且，这个过程应该经常重复进行，因为新的知识在快速产生，我们应该按照新的发现重新思考我们的政策取向。我已经把后者称之为"滚动式再评估过程（rolling
reassess ment Prooes）。也许有一天会出现一个气候学的哥白尼，他将证明现有的常人智慧应该淘汰了。但是就眼下而言，我建议政治家还是通过调查有广泛性的代表的专家，采用由此得出的多数观点进行打赌为好。这种调查肯定不是媒体的平衡观念，他们常常蛮横地把对立的双方以难以平息的争论形式放在一起，好像有知识的人不会相信其他别的观点是有可能的，似乎那些局外观点的相对可能性与其他的概率都是一样的。这种调查也不是政治上的平衡行为--由政府的政治对手，例如美国的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和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挑选的专家。在这样一种冲突、狂乱、扭曲的状态中，要对合适的政策行为进行理性的公共辩论是不可能的。
什么是应该考虑的行动
我多次重申，决策就是在环境与发展领域怎样去冒险（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说成是赌博）的价值判断。尽管经常有令人不解的复杂性，但进行价值选择并不需要统计学、政治科学或地理学的博士学位。相反，公民所需要的是用普通人能够理解的常用比喻和普通语言，对环境与发展争论作出简单解释。一旦这个地球的公民开始意识到，在传统经营活动与可持续的环境管理之间作出选择所涉及到的各种利弊关系，可能出现的较好结果，是由于"普通"人不愿冒风险的意识，也许会促使他们关心自己的未来和地球的未来，来了解足够的情况，而不被包裹在任何特殊利益的俗套的商业宣传或评论文章中的简单说法所愚弄，因而最终达到对勉强行事的政治家和权力经纪人的公众制约。
可以考虑采取何种行动来处理像气候变化这样的全球变化问题呢？下列清单是1991年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NRC）进行的一个跨学科的，由企业、大学、政府联手评估得到的一致性意见。令人鼓舞的是，这个由不同观点专家组成的研究小组（包括经济学家诺德豪斯、实业家弗罗施、气候学家施奈德）都同意，以美国为例，以较低费用或不用代价，就可减少或补偿其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大约为1990年水平的10％一40％。下面是该委员会建议的项目：
1．继续推进逐步淘汰CFC（含氟氯烃）和其他卤烃气体的排放，开发能减少和消除温室气体排放的替代物质。
2．详细地研究能源的"全社会费用价格计量方法"，逐渐在实际中引入这种系统。在污染者付费原理的基础上，能源生产和消费的价格应该反映相关的环境问题的总成本。
3．通过加强节约与办事效率，在能源使用阶段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4．在规划未来的能源供给结构时，使温室增热成为考虑问题的一个关键性因素。美国应该采用一种系统方法来考虑在能源供给、转化、用户使用和外部效应之间的相互作用，来改进整个能源系统的经济和性能。
5．减少全球性的森林砍伐。
6．探索一个适度的国内再造森林计划，支持国际上有关再造森林的工作。
人维持农业方面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实验研究，帮助农业和商业适应气候变化，从而确保有充足的食物。
8．通过水的市场机制，提高水的利用效率，以及通过更好地管理现有的水源系统，由此解决现在的不稳定性，从而使水供应更加充足。
9．规划长期生活结构的安全边界，以考虑可能有的气候变化。
10．以开始减慢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11．执行研究与发展计划，以改进对全球变暖起补偿作用的地球工程的设计，以及增加对这些工程可能存在的副作用的认识。不要现在就实施这种地球工程计划，而要更多地了解其优点与不足。
12．控制人口增长，可以对提高生活标准和减少像温室增热这样的环境问题作出重大贡献。美国应该重新全面参加减慢人口增长的国际项目，应该对这些项目予以经济和其他方面的支持。
13．美国应该有高层官员全面参与有关温室增热的国际协议和项目，包括外交条约和研究与发展方面的工作。
考虑到参与者的背景的多样性和他们不同的思想观点，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行动清单。但是在专家小组面前进行公开争论的严峻考验中，私利者的争论和媒体的哗众取宠都是无效的，如果不是起反作用的话。这个专家小组没有断言灾难是不可避免的，也没有断言是不可能的。我们只是认为，"尽管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温室增热却是一个潜在威胁，需要立刻采取行动"。各种模型正在积极地对国家科学委员会报告提出的政策选择进行综合评估。但是，即便这个由13条建议组成的综合性行动清单仍然忽略了两个基本方面：①非常需要开展一场理智的而不是好争论的关于全球变化的公众辩论；②非常需要开展跨学科的公共教育，除了了解传统的被分割的专业化领域外，还应该教给学生懂得整个系统和长期的风险处理方法。没有这些要素，要让公众坚定地支持把目前的国家资源投资于长期的全球目标的政策是困难的，因为目标的必要性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解。环境与（对）发展
尽管NRC（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报告承认，制订世界规模的全球变化对策是重要的，但它仍然主要是发达国家的观点。发展中国家常常与发达国家有非常不同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的当务之急是努力提高识字率，降低死亡率，增加寿命期望值，为增长的人口提供就业，减少当地迫在眉睫地对市民和环境造成健康威胁的空气污染和水污染。而保护物种和减慢气候变化被看作是与较发达的经济能力相对应的，在他们的优先项目中仅仅放在较低的位置。发展中国家把降低全球变化干扰放在他们优先项目的较后部位，是有嘲讽意味但又是可以理解的。尽管事实上，差不多所有的影响评估都认为，正是这些发展中国家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损害。
经济学中有一个词语叫做"边际货币"，在我们看来，它意味着在既定的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物理、生物、社会系统中，下一笔钱投资可以获得最大社会收益的最佳地方是哪里？我已经听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呼喊，在贫困得到扭转、可防治的疾病得到消除、非正义现象得到矫正、经济平等可以达到以前，他们只能把宝贵的资源投资到这些优先领域。我的回答是，气候变化会使他们正想处理的这些问题趋于加重，因此，我们应该设法使得投资既能减少气候变化的风险，又有助于经济发展（向高效技术转移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最大的错误是陷于迷误的"边际货币"的错误逻辑中不能自拔，因为下一个可得到的美元的一分一厘都无不例外地用于最优先的问题，而所有其他的问题都必须等到第一优先完全达到以后才进行。对我来说，第一步就是要把"边际货币"换成小额零钱，以便许多有相互联系的优先问题至少能够总体上得到部分解决。假定围绕许多人类事件和自然事件的费用和收益有大规模的不确定性，看起来最谨慎的做法就是同时处理许多课题，并不断地估计何种投资是有效的，何种问题（包括全球变化在内）是变得严重了还是得到缓解了（即滚动式再评估过程）。
当然需要有资源进行投资。由于可得到的资本大部分是在发达国家，因此需要进行国际磋商，即被称为"有关行星的讨价还价一…n。tary5argahing）"，以使经济平等和社会公正问题与环境保护相平衡。这种协商正在联合国的主持下进行，很可能要花很多年，才能制订出平衡世界上各个国家不同利益和期望的方案。
虽然这里引用的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研究组的建议，大多数是针对发达国家政府这一级水平，但还有相同的一系列建议可用于个人与小规模的机构。我知道这听起来像是在说教（就像是告诉人们他们的投票会产生作用，即使每一个人都知道没有人会多这一票而赢得选举），但是离开房间时把电灯或者电视机或者电脑关排是重要的。例如，如果每一个选区为落选者仅仅增加一张选票，那么一系列选举的结果就会是非常不同的。类似地，当50亿人以这种方式保护能源，每年每人为1000次，那么整个能源积蓄就会上升。而且，如果我们想在减慢全球变化问题上变得有效，这样做就为我们需要进行的许多生活方式小的变化定下了合适的基调。
例如，如果你要买一台冰箱。你发现有两种不同的型号，除了微小的差异外，外表看起来是相同的，但一个价格是1000美元，另一个为900美元。你想要买哪一台呢？很可能会买便宜的邢台。但是如果你读了标牌，你会发现1000美元的冰箱所耗费的能源要比900美元的那个少得多。可能是因为它隔热性能好因此价格贵一些。我们需要做的全部事情是，根据标牌上的信息做一点心算，只要看看从这个隔热较好的冰箱我们每年的电费单上可以省多少钱。我们假定它是每年25元。这就意味着，4年以后我们已经把100元钱挣了回来。一台冰箱典型的使用期是10一15年，我们实际上已经大大超过了差价。同时，由于较少的能源意味着较少的污染，因此我们也帮助了环境。眼下，这种与市场无关的设备还不是产品价格的组成部分，即便它是一个真正的社会成本。
我们都需要更新汽车。下一次我们更新汽车时，我们就可以读读标牌，看看它的能源效率。拥有一辆最大的最快的汽车真的有那么重要吗？为什么不做同时有利于环境和自己钱包的事情呢？我们应该买一辆更节能的汽车。
政治家都喜于对他们的选民的感觉作出反应（当我们交流感觉时人如果我们要影响政治领袖创造性地作出长期解决问题的办法，以帮助我们在家中有效地使用能源；为中国提供新的选择，以改进过去计划经济模式对易污染的煤的低效率使用；帮助印度尼西亚人和巴西人扭转森林的快速砍伐，政治家就必须知道我们想要他们干些什么。让他们知道你的关心和价值吧，如果我们鸦雀无声，那么只有特殊利益者的传真在进入政治家的眼帘。
事实上，这就是本书的结论：每一个公民都有职责选择如何去平衡经济发展中的环境风险与可知收益的矛盾，这就要有充分的知识，以便作出体现这种平衡行为的价值取舍。融会多种地球系统科学领域的专家，可能有助于说明会发生什么气候变化以及有多大的概率。下一次当你听到专家告诉你"做什么"时，你要记得去问他们下面三个问题：①可能发生什么？②可能性有多大？③你怎么知道会发生的？你要确信让专家区分他们的判断中哪些部分是基于已经确立的、客观的概率，哪些部分是主观的。本书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接下去要做的事情是我们大家的责任，只要我们想要承担这份责任的话。
如果我们不负责任地行动会怎么样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在进行赌博（希望碰到某种好运，结果证明我们为保护地球付出的成本要比我们漫不经心地给地球带来的损失还要大）。然而，这是一场令我们，以及与我们分享地球但却不能介入决策过程的其他生灵根本就输不起的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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