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恩伯格父子
2006年10月，美国人经历了一次“快乐的历史重演”：2006年度的诺贝尔化学奖、物理学奖和生理学或医学奖三项科学大奖全部被美国科学家包揽，与1983年的“诺奖”情形雷同。由此显示出的美国软实力，令全世界无语。
而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学、第一个成功地捕捉到脱氧核糖核酸（DNA）复制过程的化学奖得主罗杰·科恩伯格则格外引人注目。因为他的得奖“重复了父亲的光荣”——其父亚瑟·科恩伯格也是因为在基因方面的研究获得了1959年度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所不同的是，罗杰·科恩伯格是今年诺贝尔化学奖的唯一得主，而当年他的父亲则是与来自美国纽约大学的奥乔亚教授分享“诺奖”殊荣。
然而，对于这一“巧合”，美国媒体除了宣称“现年59岁的科恩伯格仍然清楚地记得童年时和父亲一起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的情景”，并没有过多地渲染这一“家庭出身”给科恩伯格带来的“幸运”，反而提及了关于他的另一个事实：“10余年来，他（科恩伯格）可以潜心在自己的领域内钻研，而没有任何压力迫使他快出成果。”
这不禁令我慨叹：科恩伯格之光荣，实乃美国整体科研体制及创新体系之光荣；科恩伯格之“幸运”，实乃美国科学家整体工作氛围及学术环境之“幸运”！科恩伯格，生而为“诺奖得主之子”幸矣，然生而为“美国科学家”实其大幸矣！
众所周知，在最崇尚竞争的美国，大学教授和大法官这两种职业却并不彻底引入竞争机制，为的就是保证公正、公平和自由。1940年，美国诞生了《关于学术自由与终身教席制原则的声明》，确认了终身教席制的必要性，以保证学术自由不被权威和经济利益所左右。终身制成为“最重要的学术自由”之保障，正如诺贝尔评委利亚斯所说：美国的整体科研体制为科学家们营造了宽松、适宜的工作氛围，美国的大学拥有更具创新性的学术环境。
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思想家爱因斯坦，终其一生都在捍卫学术自由。他“对要求出成果的压力，对知难而退的行为，对为晋升而激烈角逐”，都深表不满和厌恶。在他看来，“在科学中，只有自由的个人，才能够做出发现或发明。”学术自由是学术的生命线。没有了学术自由，学术只能是井底之蛙的学术，是近亲繁殖的学术，是死水一潭的学术，是权威打压新生力量的学术。学术将不再是学术，它会成为某些人手中的“面团”，想怎么捏就怎么捏，怎么捏有利就怎么捏——而这，正是发生在今天我国学术界的情形！
反观中国的学术界，现行的评价体系使科研工作者时刻面临“迅速出成果”的压力，科研成果与晋升、奖金等挂钩太紧，研究生也面临不发表论文得不到学位的压力。而“迅速出成果”的压力，也使相关人员难以抵御“走捷径”的诱惑。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侵蚀学术界，造成学术剽窃盛行，学术资格方面的弄虚作假现象比比皆是。一些权威人士表示，许多年轻的科学家对于迅速得到名利更感兴趣，而非从事高质量的研究。今年5月，原上海交大教授陈进的“汉芯”计算机芯片造假事件震惊中国科学界，即为一例。
出成果的压力造成崇尚短期行为的浮夸风气，不仅引发了学术腐败，而且与其它领域的腐败纠结在一起。譬如，有的研究人员将所谓的“计划”兜售给某些政府官员，而后者为了显示自己的“政绩”，将他们封为科学界的“新英雄”，给予一个比一个庞大的经费预算，类似现象被清醒的科研人员斥责为“圈内人游戏”。而这种项目一旦开始，则很难进行批评。失败的项目继续着，因为政府不愿承认失败，也没有人愿意承担责任。在这种崇尚短期行为的风气中，一些想法得不到发展，而那些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实现的研究则无法获得资助。更糟糕的是，为了金钱或地位而“出成果”的压力，伴随着不健全的审查制度，导致了严重的腐败现象，甚至蔓延至某些学术界的高层人士。
在大力倡导“科技自主创新”的今天，面对科恩伯格们的光荣和强大的美国软实力，我们所要做的，正是将这样的“幸运”体制所折射的学术自由之风，更多地提供给我们的科学家和科研工作者们——让他们沐“自由”之春风，享“自由”之体制，做“自由”之研究，则这样的学术自由之风必将带给我们美好的科学明天，而我们的科学家们也不用徒羡科恩伯格之“幸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