肾移植、肝移植、心脏移植、多器官联合移植……随着人体器官移植向常规治疗手段发展，“脑移植”这一人类上千年前就有的梦想，会不会变成现实呢？在近日举行的２００４年全国器官移植学术会议上，当同样的问题被再次提出时，马上成为与会专家关注的热点。
据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会副主任委员、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陈忠华教授介绍，人类关于“换头”的梦想存在了上千年，但最早的尝试还是１００多年以前的事。１８８７年，有人做了一个大胆实验，将刚刚砍下来的囚犯的头接到狗身上，结果发现囚犯面部还有表情出现，从而证实移植后的头还有部分功能存在。
上世纪５０年代，苏联的一名胸外科医生做过类似实验，他将一只小狗从胸部切除，保留其胸部以上部位并接到一只大狗身上，由于两者血管相连，大狗的身体为小狗的头部提供了血液和养料，小狗的头部还可以咬人和嚼东西。这只“双头狗”在一次国际性胸外科学术会议上被牵出来，立即引起世界轰动，可惜“双头狗”仅存活了２９天。
随着人类对生命本质理解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生命存在与否在于其脑功能是否完全丧失，这不仅使脑死亡法得以确立，而且让“脑移植”在理论上站不住脚。陈忠华教授认为，鉴于大脑在生命中占有主体地位，“脑移植”更为准确的说法应当是“全躯干移植”。比如，要给Ｂ的躯干换上Ａ的大脑，倒不如反过来说是给Ａ的大脑换上Ｂ的躯干。大脑在生命中永远处于第一的位置，国际上用“全躯干移植”的提法代替“脑移植”已经有了５０年历史。
２０世纪末，美国医生罗伯特怀特在与人最为接近的猴身上做了“换头”实验。他的实验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将猴头部切下来，将它连接在一个装有养料和血液的循环机械装置上，这只猴头得以维持生命活力；第二阶段是将猴头与狗的躯干连接；第三阶段才是将一只猴的头部与另外一只猴的躯干连接。结果发现，“换头”之后，猴的生命能够持续，但在这种组合下，大脑还不能控制躯干，也就是说，从神经系统来看，头和躯干仍然是分离的。怀特医生的这一实验，目前被医学界公认为在“脑移植”的探索上走得最远。
尽管目前头和躯干还不能实现真正意义的连接，但还是被人认为可以发挥实际效用。怀特医生的好友维托威茨就是第一个要求“换头”的志愿者，这名潜水员由于在一次潜水事故中造成身体高位瘫痪，他要求换一副躯干以提高生活质量。医学专家分析，由于患高位瘫痪者的躯干难以满足全身的正常需要，他们的寿命往往比正常躯干下短出许多，换一个质量高的躯干维持生命，成了这种“换头”术的潜在用武之地。
陈忠华教授认为，怀特医生的“换头”术只是将头与躯干的血液循环部分相连，人类要实现头与躯干的完全融合，还需要在神经系统的连接（即脊髓连接）上做更多的探索。
陈忠华教授的博士研究生周鸿敏介绍，以前人们认为神经细胞是不能再生的，但是最新研究表明并非如此，近年来有人在脊髓断裂的小白鼠身上成功地实现了脊髓的修复和连接。脊髓连接上的这一重大突破，将使“脑移植”后的神经控制成为可能。但是，除了技术障碍之外，“脑移植”仍然面临着许多伦理问题。
首要问题是移植后的新个体以头为主还是以躯干为主，新个体可能会保留大脑的原有记忆，但是新的躯干反作用于大脑，可能使大脑的记忆发生一些改变，新个体可能最终脱离头和躯干的原有供者，成为一个独立的“新人”，这个“新人”如何被他们原有的家庭和社会接受呢？
其次是“全躯干移植”可能造成器官移植中的不公平现象，在常规器官移植下，一个完整提供的躯干可以满足肾、肝、心脏等移植的需要，可以救活好几个人，而“全躯干移植”却把整个躯干提供给了一个人，这可能加剧人体器官供应短缺的现状，造成新的不平衡。
陈忠华教授强调，目前要实现“全躯干移植”临床上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现在探讨伦理问题有些为时过早。等到“脑移植”技术成熟时，人们的观念可能早已发生了变化。世界上第一个给病人做心脏移植的医生由于伦理和法律的原因，曾经被判入狱，但如今心脏移植已经相当普遍。伦理和法律从来都是随着科学的进步而发展的，伦理最终不会是“脑移植”的制约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