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2－24日，华人生物学家协会第五次年会在北京的清华大学召开。该协会前身为吴瑞协会，会员包括北美3000多位华裔生物学精英。
23日晚上，主题为“海龟和海外华人科学家如何创造双赢局面，推动中国的科技发展”的专题讨论会，从晚上八点一直持续到将近午夜，会场上讨论十分热烈。
本网记者特将讨论会上的主要焦点问题，整理如下：
主持人：鲁白
讨论人：
金力 复旦大学副校长
杨青 辉瑞亚洲研发总裁
吴家睿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院副院长
徐冠华 科技部前部长
饶毅 美国西北大学教授
许田 耶鲁大学教授、HHMI研究员
施一公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华人生物学家协会会长
讨论人发言
金力：我算是一个模式，大概是国内最早的两边来回跑的，97年的时候在上海还没有这种模式，所以叫做“金力”模式，后来叫做“哑铃”模式。
我在2003年出任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长，跑到2005年认识到太辛苦，太累了，所以才全职回来。对一个人来说，有两点比较重要：吃和住。住肯定是美国好，不过吃肯定是中国好。
回国做研究比较简单，做行政难度则比较大。尤其是像复旦这样的老牌学校，负担很重，比如，怎么样发挥大家的积极性，怎么样把管理变成服务，如何说服学校进行改革。三年下来，学校对我们很满意，从2002年到2006年我们的科研经费增加了200％，而且完全是靠研究人员自己努力争取的，学校没有增加一分钱。现在学校就让我多做点事情，让我当副校长。复旦要启动自己的“百人计划”，希望大家关注。
杨青：我在六年前加入辉瑞，到处跑。去年夏天我回国了，海龟经验不到一年。
目前各大制药企业都争先恐后在中国和印度建立研发中心，或者进行研发外包。小小的上海张江高新技术开发区，目前有了6个大制药厂的研发机构。此外研发外包也蒸蒸日上，发展很快。
我认为现在是一个历史性的机遇，但是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有很大的风险。回不回国是一件见仁见智的事情。对于那些喜欢主持大工程、带领庞大的队伍或者从事行政工作的人，这是个独特的机会。
吴家睿：我属于锤子型的，我的情况是一锤子买卖。97年10月我全职回国，就没有再离开。我在瑞士取得博士学位，在美国做了三年博士后。
大家都喜欢美国精神，中国也正在向这个方向转变。中国这几年变化确实非常大。我当年回到上海生化所的时候就从未去过上海，也不认识那里的任何人。这说明中国现在可以提供机会给那些有志于科研事业的人，虽然还不能和美国比。
我认为，在中国做事业好，生活也好，在国外比较无聊。
许田：两边跑的模式也有基础，当年我们这些人出去的时候是小兵，是一心一意要回来的，后来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没有回来，但是一直很关心国内的发展。看到祖国天翻地覆的变化，确实很激动，希望为国家做点事情。我通过这几年在复旦做事情，发现可以实现双赢，对复旦、对我们自己都有帮助，甚至是三赢，也就是对美国的大学也有帮助。
像我们这种模式有很多困难，但是也有优势。当年觉得自己牛的不得了，但是越学习越发现要学的很多。美国的管理系统是很先进的，是行之有效的，这个我们也能帮助国内学习。另外一个优势是他们敢于说话，容易发表批评意见。
徐冠华：不讲稿子了。因为稿子与大家迫切想要听的不太一致。我就回答大家的问题，参加讨论。
半个月前，我到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考察。我曾经去过那里很多次，但是这次特别兴奋，因为三年内这个所已经实现了振兴。
有人说这个研究所用了国家太多钱，我不以为然。算一笔帐：这个所只用了国家5个亿的投入，其中2个亿是基本建设，1.5个亿是设备购置费，还有1.5个亿是三年的科研经费，但是已经做出了巨大的成绩。今年上半年，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就发表了4篇Science、Nature文章，非常值得振奋。
我是和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张存浩一起去的，还有几个高级专家，大家一致认同这种模式。我知道海外华人还有很多顾虑，但是我认为生命科学研究所能够成功说明了一下几个问题：
1． 国家的稳定支持很重要。我问过吴瑞教授，美国的稳定支持占全部科研经费的百分之多少？他说是80％，我说那好，我们先学起来。
2． 要有一个竞争的机制，由项目的竞争转为人员的竞争，而且不是每年考核，而是给人才5年的时间来发展。
3． 从服务的角度进行管理，为大家创造良好的科研条件。
4． 智刚（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行政副所长）是一位了不起的科学家，全职回国就做一件事，就做管理，我不是说让大家都做所长，做管理，但是我们需要一些人安下心来，一心一意做管理。这为大家树立了一个榜样。
现在大家还是有些担心，稳定的支持会不会因为人事变动而有所改变。而且现在生命科学研究所还是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流动人员的住宿问题、博士点硕士点建立问题等等。但是可以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开始着手解决这些问题了。
有人曾经向我建议，如果我们在中国各个领域搞10个这样的研究所，然后再逐步扩散，那么我们就有可能为以后创立一个良好的科研体系创造条件。我听了以后很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