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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承鲁:善者好之 不善者恶之

2007-6-4 9:15:30 信息来源: 科学文化评论 
  •   邹承鲁:善者好之 不善者恶之 常常有人,希望得到众口一词的好评。其实,大千世界人有各种,差异很大,能得到所有人好评的人怎么可能是正直而有原则的人?得许多好评和真正的好人,两者之间不能划等号。其实,两千多年前,孔老夫子就不提倡人人皆喜欢的“好人”。孔子提倡的人是:善者好之,不善者恶之。不久前去世的生化学家邹承鲁先生,就是一位这样的人。应该说明,和邹承鲁有不同意见,用客观事实正当的反对和批评他的人,并不是不善者。歪曲事实、用卑劣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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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提出的RNA做诱导分子,历史证明是错的。本来也没有关系,只是不应该称为重要成果。七十年代,他和童第周联名在《中国科学》发表的论文,说可以通过注射RNA,改变鱼的形状,而且改变是可以遗传的。这个发现,最根本的在于是否能够被重复。只要能重复,那么不管当时能不能理解其理论基础,都是重要发现。当时邹承鲁反对。我在哈佛时听Gilbert的同事说过,2006年还听另外一个代表团成员说:美国一个代表团在中国访问时,诺贝尔奖得主、哈佛大学教授Walter  Gilbert等对牛所号称的发现提出尖锐的批评。可是很奇怪的是,牛满江不是通过做更多的实验,或让别人做更多的实验,在国际科学期刊来以科学事实进行科学探讨、科学辩论,而是靠在中国用行政压力、用媒体运作,令人生疑。中国的官员接见多少次、中文的媒体报道多少回,都不能改变科学事实。有这三十多年的时间,牛有经费,就应该拿出科学事实来。科学史上,不被人马上理解和认可的例子不少,都是靠科学事实来说话。我看过童第周论文集,和牛满江合作的论文很不合童的风格。童的研究一般创意不大,但是很扎实。如果要猜想,对合作论文的责任,牛为主、童为次。没听说童生前激烈为之辩护。 

    邹承鲁还反对过中国一度认为是青年科学才俊的一位植物生物学研究者陈章良。陈回中国后,研究水平上不去。不知道是否因为急于求成,他在90年代远跨本行,研究了恐龙蛋的DNA。如果知道恐龙的生物特性,就会知道其DNA应该和哪些物种比较接近。如果知道古生物DNA专家如德国权威Svante  Paabo的意见,就会知道DNA保存是有限的,远古的DNA要有特殊条件,才能保存到可以做PCR的要求。陈大概当时不知道这些理论和技术的微妙,从中国的恐龙蛋样品里拿DNA做分析,以为得到了恐龙的DNA,论文好像是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人民日报》等中国媒体很快发布消息。邹承鲁主持科学院生物学部做过学术鉴定,请多个专家参加,并正式成文,说拿到的不是恐龙DNA,是污染物的DNA(大意,邹承 

    鲁给我寄过原件)。但是,据说因为中国有机构要保护回国青年科学家代表,怕挫伤回国青年的积极性,没有公布。仿佛忘记了,邹承鲁是五十年代英国名牌大学回国青年,回中国几十年后,做出贡献,却不能对80年代回国青年提出正当学术意见。恐龙蛋事件,不一定是学术腐败,但是不严谨,使科学上不成立的结论得以迅速广泛地由中国媒体传播,也不合规范,有浮夸。陈另外卷入论文涉嫌抄袭事件,不是邹承鲁提出,是其他人在《中国科学报》发表意见。 

    有个性的人 

    邹承鲁是有个性、有特色的人。 

    他在学术界内部的人事纷争中,有些他对,有些他错,有些谈不上对错。但是那些不是社会上所知道的、有广泛影响的事件。 

    有时,一些和他无关的事情,张冠李戴,怪罪到他头上了。如袁隆平没有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有人根据邹当时是生物学部主任委员而认为是邹压制袁。邹虽然是生物学部主任委员,但是他没有参与讨论袁隆平的院士评选。据说袁隆平在科学院评选过程中,主要阻力是农学界,他的讨论没有出过农学组,所以没有到生物学部层面讨论。 

    上海生化所的李载平先生,从五十年代起重视核酸研究,是中国较早开始分子生物学的先驱。他没有评上科学院院士,最后是工程院院士。有些人怪罪邹承鲁。据并非邹承鲁学生、而且和两人都熟的人说,压李的人并不是邹,而是上海的科学家。 

    在中国文化环境中,邹承鲁为正事提意见,有些人不能区分,用不上台面的事来反击、打压他。邹反对有些人做院士,不一定他都对,可以说有时他不对。但是他有权利以学术理由来辩论。 

    邹候选国家最高科学奖的时候,有人用手机送短信说,百岁老人反对。没有直接证据说明是百岁老人反对,还是有人用老人做借口。背后的起因,是邹承鲁在科学界提意见,确实得罪了人。 

    百岁老人为中国科学发展起了作用。但是,和他同辈的人,如生理的冯德培、生化的王应睐比,其学术不很突出,可以说水平有相当差距。我第一次到他创立的研究所参观时,被带到成果展览室,看到介绍他做“细胞重建”,就提出这不妥当。我在美国约二十年研究的是神经发育,对早期发育涉猎不少。五十年代,做这方面的尝试是有道理的,但是多少年以后仍然说取得了成就,就不妥当。其实,这不妥当,就包括后人一看就知道“成就”有限。我提这个问题的时候,并不知道邹承鲁因为以前提过类似问题,而因此搞僵了人事关系。这是我们异口同声的一个例子。或许因为时过境迁,我没有受到任何责难,但是当年邹承鲁在他手下工作,就不好受了。当然,我现在这样写下来,也不是幼稚到以为没有人会来责怪我。但是,如果不写出来,不懂发育生物的人,有些可能以为邹承鲁没有缘由地不满他。据说邹承鲁说过他在国内多年研究不多,很少发表论文,这个情况,大家可以查文献,看邹说的对不对,不用其他人说明。 

    以学术理由反对邹承鲁得奖是理所应当的。但是企图把其它纷争捅到国家部委的正式讨论,实在是有辱斯文。如果用人事纷争、而不是学术成就本身来讨论诺贝尔奖,不知道有多少人要失去诺贝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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