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转基因大豆卖遍了全世界，中国每年消费的4000万吨大豆中，有2000万吨是进口美国的转基因大豆。而中国的水稻转基因研究已经完成了商品化生产所需的各种安全评价程序和实验环节，但却遭到一些国际组织的极力反对而处于停滞。
大豆转基因能商业化，水稻为何不能
“美国已大面积种植大豆、玉米、油菜、棉花和木瓜等转基因作物，中国每年消费大豆4000万吨，有2000万吨是从美国进口的转基因大豆。中国水稻转基因技术已非常成熟，完全达到了商业生产的条件，但是却只能在试验田里 。”在2005年11月22日第十一届国际植物组织培养与生物技术大会新闻发布会上，大会主席、中科院院士、北大校长许智宏院士及与会专家们对我国农作物转基因产业化现状感到遗憾。
“水稻转基因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完全能用于生产！” 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局朱祯副局长肯定地告诉记者。但令人遗憾的是，这项技术由于一些人的反对，目前仍然放在试验田里，对于饱受贫穷和农作物病虫害之苦的农民来说，不能说不是一个遗憾。
“反对水稻转基因的人，盯着中国的水稻转基因不放，美国的大豆卖遍全世界，他们为什么不去反对？”朱副局长非常气愤。
反对水稻转基因技术推广的主要力量来自国际绿色和平组织的声音。去年该组织与中国水稻转基因工程专家就有过一场激烈的论战。
在去年早些时候，由16位院士和专家起草的一份《我国转基因作物研究和产业化发展策略的建议》的报告，交到了国务院领导手中。这些专家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启发、李振声、石元春、李家洋，中国工程院院士范云六，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杨晓光等。
这个名为《我国转基因作物研究和产业化发展策略的建议》的报告认为，转基因水稻已经完成了商品化生产所需的各种安全评价程序和实验环节，未发现存在安全性风险，具备了区域性商品化生产的条件，抗虫稻在整个种植季节可基本不施农药，同时也可缓解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足的矛盾。
去年12月，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开会论证转基因水稻是否用于商业化生产。与此同时，国际绿色和平组织也召开新闻发布会，针锋相对地公布了一份报告，名为《中国转基因水稻对健康和环境的风险》。这份报告由国际绿色和平组织在英国的两位科学顾问苏·迈耶博士和珍妮·考特博士完成。
该报告认为，在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估中，以下问题还没解决：转基因会不会带来对人体的损害？转基因会不会导致基因产物中出现有毒或致敏物质？而对环境和农业经济方面，该报告还认为将会出现令人头疼的杂草稻、野生稻遗传资源遭受转基因的污染等负面影响。
去年转基因水稻商业化论战的硝烟还未散尽，明年即将在北京召开的国际植物培养和生物技术大会，似乎又将水稻转基因商业化论战拉开了序幕。面对“美国转基因大豆为何能卖到全世界”的发难，国际绿色和平组织北京办事处的有关人士告诉记者：“美国大豆主要是用来炸油，在炸油的过程中，转基因生物蛋白被破坏了，因而不会对人体造成危害。”
朱祯副局长却认为这一说法甚为荒唐，“大豆炸成油后并不能破坏转基因蛋白，现在已测出来了，转基因大豆油内含有转基因蛋白，况且大豆并不仅仅用于炸油，豆腐、豆奶等市场上销售的豆制品都是直接食用的，进口大豆加工的这些豆制品也都含有转基因蛋白。”
关于风险的科学论断
许智宏院士年轻时曾到农村插过队，当时棉花没有转基因这一说，病虫害相当严重。在许院士的记忆中，大约是农历7、8月份大雨后的一天中午，农民们背着喷雾器为棉花打药，有几个农民因此而中毒，这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也许这是他后来从事生命工程研究，并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推转基因工程技术的重要原因。
后来中国发明了棉花转基因技术，棉花病虫害得到了解决。许智宏院士到西部考察时发现，“中国西部山区的农民太穷了，这些地方大多适合水稻种植，转基因水稻的应用，对改变他们的贫穷状况具有重要意义。一些反对转基因水稻的人，他们没有了解到农民的困苦。”
“水稻转基因即使得到商业推广，也不见得能对改变贫穷地区农民生活状况起到多大作用。”国际绿色和平组织有关人士反问，“他们研制的几个水稻转基因品种，又有哪个是提高产量的水稻转基因品种？”这位人士告诉记者，中国搞的几个水稻转基因品种都是病虫转基因，对提高产量不起作用，并不能给农民带来实质性的收益。
中国推广水稻转基因技术，这些转基因水稻有可能与野生亲缘水稻杂交，会造成“基因污染”，从而破坏中国的水稻基因。而抗虫害的转基因作物，可能导致对其毒素有抵抗力的害虫获得生存优势，成为新的“超级害虫”，使农民遭受更大的损失。
对绿色和平组织的“推广转基因水稻没有多大价值，只有潜在的危害的说法”，朱祯副局长认为是没有根据的发言。
“全国只推广一半转基因水稻，每年就可节省20万吨农药，如果打药不及时，水稻可减产6％，推广转基因水稻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懂数学的人一算便知了。”对于基因污染的问题，朱副局长说：“我们有环境安全报告，而且在批准种植转基因水稻时，中国将采取慎重态度，一个省一个省地批，确保转基因水稻品种不外流。”
至于“超级虫害”的说法，朱副局长认为更没有道理了。他打了一个比喻：“难道一个人得了感冒怕用药后会使感冒病毒产生抗药性，而就不吃药了吗？”伊朗已在2005年正式批准了转基因水稻用于商业生产，而且是食用。
对于转基因能否让农民增产增收的问题，“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说：“实际的研发中，由于自然环境的限制，特别是温度等因素影响，如果按常规杂交方法，要实现大面积亩产900公斤目标已不太可能。我们的‘常规武器’全身解数已经使得差不多了，第三期超级杂交稻的研发必须依靠转基因手段。”
环保背后的利益博弈
“一些科学家极力要把水稻转基因技术产业化，实质是让老百姓作试验品，其背后有他们的个人利益目的。”绿色和平组织一位人士认为，水稻转基因产业化真正受益的不是农民，而是企业和科研院所及发明者。
转基因作物商业化受益最多的是企业和及个人的例子在中国已存在。深圳创世纪转基因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民营股份制企业，手中拥有中国基因棉花的专利。专利持有人郭三堆是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他以专利入股，使生物技术研究所和他本人拥有这个注册资金8000万元公司股份的33％。郭三堆本人的股份占6.6％，在最近转让了部分股权后，仍掌握着5％的股份，目前来看，即400万元。“当然，实际上远不止这些。”这位人士说。
“不能说科学家有经济利益，就断定他发明的技术对人类没有价值。比尔·盖茨发明的电脑操作系统，他赚了很多钱，难道能说比尔·盖茨对人类没有贡献吗？相反一些国际恐怖分子用‘人体炸弹’制造恐怖事件，对恐怖者本人来说，他是完全没有私利的，按这一推理得出的结论就是恐怖分子比比尔·盖茨对人类的贡献大 ，显然这是荒唐的。”朱祯副局长告诉记者，水稻转基因产业化关系到13亿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生命健康和安全，要是技术不成熟，就是一个稍微有良知的普通人，也不敢为了一丁点个人利益要求产业化的，况且主张这一技术产业化的人大多是国内外知名院士、专家，他们在国内外都享有极高的声誉，而且许多专家并不是转基因水稻的发明人，推广这一技术与他们个人利益并无关系。
朱副局长批评说这话的人是不懂市场经济规律，是极端“公益主义”。在市场经济时代，为弥补科研经费的不足，科学研究分为两类，一类是基础科学研究，是纯公益性的，这个没有商业化一说，由国家全额划拨经费研究，比如“神六”。还有一类是应用科学研究，这类科学研究的成果能直接用于生产，为了弥补国家科研经费的不足，对于这类科研项目采取科研院所与企业合作的形式，企业投资开发经费，成果推出后的收益根据协议科研院所占有一定的股份，为了刺激个人研发的积极性，往往给发明者本人少量的股份，这实质上是三赢。
一项专利发明对社会的贡献，不能以这项发明者收益多少来判断，应看它对社会带来收益的多少。
“一些组织打着环保的幌子，对中国水稻转基因横加指责，是受一些外国政府操纵，替某些国家的国际利益呼吁。”一位支持水稻转基因的人士告诉记者， 如果中国转基因水稻率先被推广，中国粮食产量将大幅增加，这将影响某些国家向中国的粮食出口。而且这些技术是取得专利的，外国要用此品种就得支付专利转让费，这显然会损害某些国家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