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解塑料化解白色垃圾白色污染催生“绿色革命”

生物谷

    而在国际市场上，用二氧化碳作原料生产的全降解塑料每吨售价约为2万多元。正是这一巨大的利润诱惑，随后，蒙西又投资4000多万元，与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合作，以水泥窑尾气排出的二氧化碳为原料，采用二氧化碳和环氧化物在稀土组合催化剂的作用下进行共聚，生产二氧化碳基全降解塑料。2002年10月建成了世界第一条连续、全封闭的年产3000吨二氧化碳基全降解塑料中试生产线，所生产的塑料透明、可生物降解、焚烧过程只产生二氧化碳和水。

    然而，“由于政策、资金、技术等原因，多年来，中试线生产的降解塑料产品仅仅销售了700吨”，蒙西高新技术集团项目经理向辉对《中国投资》说。此后，为解决后处理问题，2005年底，蒙西再次投入五六百万元，进行工业化改造。

    历经5年多时间的中试，实验室的研究终于开花结果——这一解决双重环境污染的中试成果终于实现产业化。蒙西依托自己集团所属水泥企业产生的二氧化碳就可以每年生产出3000吨二氧化碳基全降解塑料。

    二氧化碳聚合物具有可降解（可焚烧）、透明、高气体阻隔性的特点，非常适用于一次性食品及医用包装材料等方面。这一技术获得美国、日本发明专利各1项，申请中国发明专利8项。

    用二氧化碳生产的降解塑料是否能够给企业带来可观的利润呢？“要是早些时候问我这个问题，我不敢回答，但现在我可以说，这类项目可以在2到3年内实现税后成本回收，包括建设期”，向辉自豪地说。

    翁云宣也对蒙西的技术大加赞扬，“将水泥产业的废气二氧化碳制成全降解塑料，在国内水泥生产企业有着广泛推广价值，这项技术还可以推广到炼油、炼钢、火力发电、化工等二氧化碳重点排放企业，形成独特的产业链，对缓解温室效应将起到一定作用”。

    曲高和寡当需扶持

    美国、日本和欧洲的降解塑料协会数据显示，2005年世界降解塑料的需求超过50万吨，随后5-15年将是降解塑料飞速发展时期，预计到2010年全世界产能是80万吨，需求将达到100万吨。

    欧美公司着手早，因而在产量上已经形成了万吨级的生产规模。目前，美国Nature  Works公司年产PLA系列已形成年产14万吨级规模，日本昭和高分子公司的PBS（聚丁二酸丁二醇酯）产业化规模达到千吨级，意大利Novonmont公司2001年产能就达到万吨级。此外，德国BASF目前产能已达14000吨。

    “而我们用了将近10年时间，全国产量才达到5万吨”，翁云宣介绍说。

    尽管国内降解塑料企业的年产值达到10亿元，但个别实现了利润，大多数企业仍旧处在投资阶段。
    同样，8年时间、7000多万元的投入并没有给宁波天安带来可观的利润和国内市场的认可。对于任何企业来说，没有使用者就意味着没有市场、没有利润空间，也就缺乏生产的动力。“由于当前的生产成本及环保要求不完善等原因，生产出来的生物降解塑料仅由企业自己努力或由环保组织去宣传，是很难形成规模销售的。与发达国家相比，国内市场缺乏的是相应的法律法规支持”，刘辉对此也很无奈。和其它大多数生物降解塑料制品生产企业一样，宁波天安生产的产品几乎都是针对国际客商。

    在国内，和普通塑料比，生物降解材料生产成本是普通塑料的1到3倍，因此价格依然很高。以应用最为普遍的餐盒为例，聚苯乙烯材料制造的餐盒基本达到了8分到1毛，而目前全生物降解的淀粉基餐盒成本在1.8毛到2毛，特别好的在2毛到3毛。此外，在使用性能上，有些降解材料也略逊一筹，其制作的容器质地软，遇高热、高温易收缩，遇水易溶。

    成本高，缺乏生产经验，塑料制品厂家就不愿意采用这种高分子材料。国内市场的缺乏，使企业无法实现大规模生产。因此，尽管国际需求正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但国内企业的产能却远远满足不了需求。

    宁波天安作为国内最早从事生物降解塑料生产的企业之一，曾经获得来自政府资金的支持：2000年科技创新基金60万元，“十五”期间作为“863”计划课题单位得到资金100万元，“十一五”期间成为“863”重大课题单位。“政府的资金支持对企业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但长远来看，市场才是企业的生存之道”，刘辉说。
    尽管国内缺少市场导向的强大支持，但出于对行业未来的看好，宁波天安一直是以所属集团的其它收入在弥补生物降解塑料生产的亏损。然而刘辉表示了自己的担心：目前，我国生物降解材料的生产技术处于国际先进地位，但与国外同行比，我们的市场环境却差得多。长此下去，国内行业的竞争力将得不到足够的发展，很可能逐渐变成弱势地位，那么当国内产生需求的时候，那时占据市场的只能是那些国际大企业。

    同样缺乏政府支持的还有蒙西集团。蒙西正准备对现有中试生产线进行放大，实现产业化生产，但是中试生产线中的一些设备不能够满足工业化运行要求，如何降低成本，缩短聚合时间，实现连续化聚合工艺还需技术上的支持；此外，如果实现产业化，还需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完全靠企业自己投入已经力不从心。

   国家有关部委曾经于2006年8月召集国内降解塑料的生产企业召开了座谈会，商讨重点扶持的技术对象及未来发展方向等内容，然而时至今日，仍未出台正式文件。

    “如果政府财政资金有限，不能给予资金支持的话，那么可以借助奥运会给予企业发展的空间”，刘辉建议。

    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组委会使用了2000-3000吨的降解塑料，如果2008年北京也能在包装物、办公用塑料制品等方面也使用这么大的量，就相当于国内企业一年的产量。

    奥运会为企业提供一个“舞台”，但不能说是“市场”。如果能够在奥运会上大规模使用生物降解塑料制品，那对于整个行业，特别是处于发展中的民族生物降解塑料企业，都是一个莫大的支持。刘辉对此很期待。
    目前生物降解塑料及其制品出口仍没有一个明确的海关编码，而只能是采用“塑料”的统一编码，因而也只能享受和塑料一样的出口退税税率。翁云宣建议，如果能够给予在出口退税方面，给予生物降解塑料生产企业一个相对高的水平，国家和地方可以给予企业一定低息贷款，对其也是一种扶持。此外，在一些领域强制传统塑料逐步退出市场，鼓励生物降解塑料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