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生物质能源切勿“与粮争地”
2006年政府颁发了《关于发展生物能源和生物化工财税扶持政策的实施意见》，目的在于更好地支持生物能源和生物化工的发展。同时，还出台一些具体的财税扶持政策。
原料保证是生物质能源的关键限制，它影响成本和规模生产的可行性。中国人均耕地只有1.43亩，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主要粮食一直处于紧平衡状态，食用油则一半以上依赖进口，不具备生物质能源规模生产的可行性。近年来，因大量用作燃料乙醇原料，2006年玉米出现供应紧张，价格随之上涨。供需不平衡引起的价格上涨可能会超过技术改良带来的成本下降。同样的道理，同样的结果，以食用油为原料制备燃料油也不会有成本优势。当然，如果能够真正做到生物质能源不与人争粮(油)、不与粮争地，就可以突破生物质能源关键限制的原料保证。但我们知道，无论是发展生物质能源对化石能源的直接替代，还是发展生物化工对化石能源的间接替代，不与人争粮争地是很难做到的。
只要价格合适，除了消耗树木秸秆，规模加工燃料乙醇的生产线还可以吸收消耗多种粮食，从而演变成直接拿粮食来转化生物质能源。在农产品总量受耕地面积限制的情况下，这会引发一系列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2006年底以来，中国出现了一场最迅猛的粮食涨价潮。2007年11月，粮食价格上涨了27％，当月消费价格指数上涨1.9％，之后粮价一路上涨。在现行消费价格指数统计中，食品的权重约为33%。仅仅食品价格变动，就足以对消费价格指数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生物质能源的规模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在生物质能源和石油替代的鼓励政策上，政府必须十分慎重和具有选择性。“十一五”期间，中国计划发展600万吨燃料乙醇；到2020年，发展燃料乙醇1500万吨、生物柴油500万吨。这一规模可能还不至于威胁粮食安全。然而，如果国际原油价格持续走在高位，无需政府鼓励，在市场利益驱动下，一定会有更多农田倒向“种石油”，进而可能导致粮食短缺。事实上，政府很难厘清大豆、玉米等粮食作物最终用于什么样的消费终端，届时政府需要做的，就是如何防范农民盲目逐利和应付食品上涨。中国农产品谈不上过剩，生物质能源的替代最终一定会提高农产品价格。问题是，城镇居民却没有更高的承受能力。
当然，对于边远地区来说，农民做饭取暖全靠烧柴烧煤。在这些地区发展生物质能源的好处很多：首先技术装置不复杂，适合农村的特点；其次是原料充足，可利用秸秆、柴草、谷壳、刨花等在农村随处可见的废料造气；三是节省煤炭、减少室内污染；最后，由于不是规模利用，对耕地粮食影响不大。因此，因地制宜地利用生物质能源，的确为农民提供了一条新能源的可持续之路。
中国耕地有限(相对于人口)，农产品很难实现大幅增产(相对于目前生产水平)，生物质资源不足，这是规模发展生物质能源的首要障碍。因此，生物质能源可以是中国新能源战略的重要一环，但作为能源替代不会有很大前景，充其量是一个补充，不能夸大它的替代作用，毕竟这是有后顾之忧的。中国发展生物质能源有许多隐忧：尤其是，它是否会造成过度投资，从而威胁粮食安全；其次，生物质技术对可持续发展、环境质量、能源安全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也缺乏充分的评估。
在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孰轻孰重的抉择中，粮食安全是第一选择。因此，在扶持发展生物能源的过程中，政府除了应当把握不能“与粮争地”的基本原则，还必须用相应的财税扶持政策去鼓励技术进步和企业提高效率。然而，最重要的是，为了防止过度投资，财税扶持政策必须针对特定的对象和范围，设立一套防止由于市场力量而导致过度投资的办法。事实上，中国政府以前就提出，最近又重申，要坚决制止玉米深加工能力盲目扩张。可见，市场的力量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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