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4月，正值SARS肆虐高峰之际。当时，北京每天SARS病人和疑似病人以两位甚至三位数的数字上升。医护人员曾一度占总感染人数的30%。
此时，对诊断试剂盒的需求尤其急迫。
4月底，“免疫荧光检测试剂盒”和“酶联法检测试剂盒”由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与北京华大基因组研究所联合研制成功。
“在当时的国内外市场上，这两个试剂盒是第一个用来检测SARS的。”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祝庆余教授说。
研制时间紧迫
“SARS的病原体一确定，我们就立即着手诊断试剂盒的研究，用半个月左右时间建立了方法，然后，先制备少量诊断试剂盒进行试用，紧接着就进行大量生产。”祝教授说。
“经临床标本检测证实，试剂盒的敏感性和特异性都非常好，可以达到98%%以上，在帮助临床确诊和疑似病例筛查方面有重要意义。”祝教授说。
检测任务繁重
免疫荧光试剂盒的敏感性和特异性都比较高，但制备时需要安全的P3实验室（即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技术要求较高，不易大规模生产，所以，这种试剂盒产量一时上不去，不能满足当时全国SARS检测的需求，另外，一般医院没有相应的免疫设备，也缺乏比较熟练、有经验的技术人员。于是，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就承担了北京地区的标本检测任务。
“我们实验室对送来的北京地区各个医院收治的病人血清标本进行检测，大概有41家医院，有国家级的、北京市的和军队系统的。五、六月份我们检测的标本有两千多份。”祝教授说。
而且检测结果要以最快速度反馈给医院。
“因为医院收治的很多病人都不能确诊，医院只有拿到实验室的检测结果，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是SARS的，就要进行隔离，不是，就要放走病人。上午送来的标本，下午必须出结果，晚上送来的，第二天早上出结果，那个时候实验室人员白天黑夜24小时不停工作，非常辛苦。”对当时的紧迫情况，祝教授记忆犹新。
生产量巨大
“与免疫荧光试剂盒相比，酶联法检测试剂盒用量更大，它可以发放到各个医院，让医护人员自己检测，比如地坛医院、佑安医院等等，不仅是北京地区，其他全国各个省区都用了。”祝教授告诉记者。
“我们曾经向国内各个非典地区（包括港、澳、台在内）捐助酶联法检测试剂盒40余万份，国内各个医院、疾病防治系统等部门都采用了此试剂。该试剂在帮助病人确诊方面起着巨大作用。”
“无论是‘免疫荧光检测试剂盒’，还是‘酶联法检测试剂盒’，它们都是检测抗体的。人感染SARS之后，需要一定时间才能产生抗体，一般是两到三周，如果病人刚感染一两天，用此方法是检测不出来的。”祝教授说，“这是此类试剂盒的缺点所在，它不能用于早期诊断。”
祝教授介绍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较好的早期诊断试剂盒，早期诊断试剂盒的研制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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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荧光检测试剂盒”涉及的技术复杂，制作的时候，首先要把病毒培养出来，让其感染细胞，再把细胞固定在一个薄片上，作为抗原。检测时，加上待检测病人的血清，再用加上荧光素标记二抗去作用。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如果有荧光素发光，则为阳性，反之则为阴性。
“酶联法检测试剂盒”原理与“免疫荧光检测试剂盒”原理大同小异，制作的时候先把病毒灭活提纯，再进行裂解，把裂解的病毒包裹到塑料酶联板中，用人的血清与其结合，再加上有酶标记物的抗体，然后加入酶底物显色，用肉眼观察或经仪器检测即可得到结果。
